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大陆的最后营垒，封建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经济建设封闭落后，人民群众生活穷困。西南解放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西南各级党组织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西南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开创了西南经济建设的历史新篇。
　　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
　　向西南进军前，邓小平就对西南地区的经济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西南地区，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很大前途。
　　工业上，西南的工业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重工业。从全国看，重工业东北第一，四川重庆周围当数第二，这里可以制铁轨、火车，造千吨以下的轮船。全国的兵工厂60%在西南，主要在重庆周围，有一小部分在云南。运输业（东北除外）80%在四川。以四川自流井、贡井为中心的盐业很发达，西康的矿产储量很大，云南个旧锡产量全国第一，新兴工业大都集中在昆明，贵州的煤和汞产量也很高。农业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农业破产的情况下，四川一年尚有900万担（9亿斤）余粮，云南粮食也有多余。贵州粮食稍缺，大致也可维持。西康粮食欠缺些，但人口少，问题不大。商业上，四川商业是出超的，以猪鬃、桐油为大宗，桐油仅四川一省即占全国总出口量的80%，云南、贵州、西康也都有桐油出口。此外，西南地区还有药材、白蜡、烟叶、茶叶、蚕丝等很多出口商品。
　　一切围绕并服务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中心任务。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率部进军大西南时便抽调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和部队后勤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西南财经工作领导班子，以他为主任，陈希云、段君毅、刘岱峰为副主任，全面统筹西南财经工作。
　　进入重庆后，西南局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第一，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国外。这些企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四川盐、糖两大行业处于危机状态。这两大行业关系着几百万人的生活。第三，重庆的私营企业普遍呈瘫痪状态，亟待找寻出路。第四，工商界人士对于筹码太少甚感苦恼，银行的汇兑业务不敢办，使出口商无法汇款回来而致工商业陷于停业。第五，失业工人数量较大，80%的工厂处于停工状态，市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第六，社情复杂。以重庆为例，当时城区散兵游勇近2万，野力（无固定收入者）约3万，反动会道门仅道首就多达8000多人，且国民党有计划地安插了潜伏特务近万名。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将西南工作面临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渡（度）过，恐怕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能摆脱被动地位。西南局的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于重庆的接管。伯承与各界见面最多，际春兼职市军管会（主任），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大家忙得都喘不过气来。”他深有感触地说：“初步接触，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
　　进驻重庆之初，邓小平即把稳定金融作为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提出了“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的指导方针，要求从入城那天起就要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为取得金融战线斗争的胜利，在向西南进军之前，邓小平就遵照中央部署，作了周密的安排。一支从老区抽调的具有金融工作实践经验的银行干部队伍，在南京集中培训，组建成立西南服务团银行中队随军出征。一辆辆密封的军用卡车满载着华北老区印钞厂印制的崭新人民币日夜兼程，在重庆解放后的第六天开进了城。
　　重庆解放后第十一天，即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正式宣告成立。重庆市军管会设立金融部，小什字原国民党中央银行大楼挂上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招牌，各区38个银行办事处、分理处先后建立并挂牌营业。街头上与《入城守则》和《市军管会布告》同时张贴的“军金字第一号”石印布告十分引人瞩目：国民党的货币银元券作废，禁止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明令禁止黄金、外币在市面上计价行使货币职能。
　　然而，金融形势一开始就十分严峻。国民党的银元券和黄金外币虽被禁用，人民币却占领不了金融市场。西南财经委员会将随军运进城的1000亿元人民币（旧币）投入市场和各种支出后发现，至少要9000亿元人民币（旧币）才能左右金融局势。除缺少货币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权初建，群众对人民币缺乏信任，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社会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城乡形成银元交易黑市，破坏了金融秩序。
　　邓小平在西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银元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是废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是关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做好。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如数兑付。
　　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安民告示，以100元人民币（旧币）比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群众手里的银元券，不料却出现了挤兑风潮。公告贴出后，全市30个银行机构在短短5天内就收兑了1400万元的银元券，共兑付人民币10.13亿元。由于库存量减少，兑换点收缩，重庆分行大门外排起了长龙，秩序愈发混乱，群众情绪也愈发激动。重庆分行一面向市军管会告急，请求派部队来维持秩序，一面向市委和西南区行报告：“挤兑风越刮越猛，挤兑的长龙有增无减，按照这几天兑换的数额，银行金库现存的人民币最多只能维持3天了。”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听完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的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说：“只要能维持3天就行。我已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与会同志中有人对只调集应急资金能否摆脱困境产生疑虑，邓小平向大家交底：“早在半个月前，已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出加急电，电请中财委急调1000亿至2000亿人民币空运重庆。估计这几天即可运到，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很快，重庆银行大楼前的挤兑人群惊奇地发现，银行铁门前奇迹般地堆放起成捆成扎的崭新人民币，门前排起的长龙渐渐消失了。猖獗一时、操纵银元黑市的银元贩子老窝——较场口米亭子黑市市场被取缔，银元贩子顿时销声匿迹。街上，取代挤兑喧嚣的是声势浩大的“拥币拒银运动”游行队伍和宣传队。混乱的金融秩序迅速扭转，金融战线的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征粮已成为巩固政权的中心任务
　　西南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的粮食紧缺问题关系到人民政权能否在大西南站稳脚跟。1949年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政府仓库粮食2243.06万斤，市面上粮食极少，且价格一日数变，导致人心惶惶，社会极不安定。20多万人口的贵阳，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3天食用。在云南，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不够昆明市一个月的消费。昆明每天至少需要粮食40万斤，而市场上的粮食成交量每天不超过8万斤。在四川，接管国民党旧政权的库存粮食以及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粮食共计3500万斤，尚不足四川省半个月的消费。
　　西南解放后，需要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迅速增加。1950年1月28日，邓小平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同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西南工作情况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好好解决（西南）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 “这件事情确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使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很难抽出大量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作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西南地区还要完成党中央要求提供战略机动粮的任务。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从四川（由川东、川南、川北三个行署区筹集供应）调出20万吨大米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并决定由川西行署区担负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粮秣供应任务。
　　面对粮食压力，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西南解放后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征粮剿匪，这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2月17日，他在西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指出：“只要有了粮食，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这一点应向人民很好地解释。”征粮工作作为西南地区党和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快成为西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共识，并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2月13日，西南局发出《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征粮的详细政策，强调征粮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是负担面力争扩大到70%～80%；二是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10%～15%，贫农不超过5%。凡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恰当的坚决调整。
　　到1950年7月，在西南局正确领导下，按照西南地区1949年征收公粮40亿斤的原分派任务计算，川东行署已完成80%以上，川西行署可达80%，川南行署达到70%，川北行署已完成60%。到1950年9月，贵州征粮1.63亿斤，完成计划的37%，到1951年3月共征粮9.38亿斤，基本完成1949年和1950年的征粮任务。到1950年底，云南共征入库1949年公粮3.89亿斤，完成89%，最后入库4.82亿斤，超额11%完成任务。鉴于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减轻新解放区人民负担的精神，中央财委决定减征西南地区1949年度公粮的25%，即由原来的40亿斤减至30亿斤。因四川征粮进展较顺利，截至1950年8月底，西南地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完成了调整以后任务的95%，即28.5亿斤，基本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此外，川东、川南、川北区还于1950年上半年外调大米7.5万吨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川西区于1950年、1951年共向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供应粮食5.5万吨。
　　征粮工作的胜利，保证了西南地区7000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日常用度，为稳定西南地区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物资条件。
　　挖掉封建剥削的总根子
　　征粮剿匪告一段落后，邓小平于1950年7月11日主持召开西南局第三次会议，确定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他强调：“这一运动是西南的‘淮海战役’，千万不要低估了封建阶级的抵抗，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他们将采取各种非法的（包括武装的）和合法的形式来同我们斗争。”
　　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农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然而，减租退押运动遭到了西南地区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抵抗。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都反对这一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有的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称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已按年扣租，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有的甚至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不定。
　　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减租退押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邓小平与刘伯承密切配合，在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鞭辟入里地分析道：“谈到退押退不退得起的问题，许多具体材料证明是退得起的。西南的银元估计在一万万以上……工商界手上没有什么，农民手上有也只是一两块，都是在地主身上。如果
　　地主在今天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问题就解决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工作上齐心协力，共同领导和组织干部向西南封建势力发起总进攻。
　　1951年1月25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就应及时转到分配土地的改革，以期于1951年内，在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的改革任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三期进行。历时一年半，土地改革使西南地区7430万人（占西南总人口82%）分配了土地。翻身的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激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西南地区粮食产量较1950年增加了13.95%。西南地区的“淮海战役”和土地改革运动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其经验多次转发各地参考。
　　管理城市的关键在于会不会收税
　　西南解放后，各地均派出军代表对国民政府的税务机关进行接管。但在1950年3月以前，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税收工作未予重视，加之领导骨干缺乏，致使各级税局没有及时整理恢复。已整理恢复者，亦因土匪作乱、交通不便而联系不够，导致税收工作没有如期完成。
　　针对这一情况，1950年3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学会管理城市，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会不会收税。”8月，邓小平提出西南财政工作的四大方针，第一条就是大力完成财政收入，特别是要加强税收。他要求西南财经委员会的人员首先要进行实际调查，全面掌握货物税、营业税等征收情况，并深入了解各业生产、销售及资金借贷情况，写出报告，供西南区党政及财经委员会领导决策参考之用。他还要求广泛收集资料，如有关电报、报纸、报告等。看资料时，他首先是看电报，其次是阅读报纸，然后才看各地区、部门的报告，因为报告中多是报喜不报忧。
　　按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西南财经委员会和财政部立即采取措施，指示各级税局对干部从两方面打通思想：一方面加强政治、政策与业务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以算账的方式增强信心。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实施《西南区临时商业税和西南区薪给报酬所得税稽征暂行办法》，其中《西南区临时商业税稽征暂行办法》共14条，《西南区薪给报酬所得税稽征暂行办法》共10条。
　　经过近万名西南地区税务工作者的努力，1950年下半年的税务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截至1950年底，完成了税收任务的107%。税收任务的完成，为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有较大的国营、私营企业192家，小企业数千家，“但是这些工业在国民党时代，大都服务于战争，其原料多来自外国，现在要把它改变为民用工业，并非易事。私营企业亦有不少困难，普遍要求政府在贷款解决原料、收购产品等方面予以帮助”。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我们一是必须遵循《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二是工商界自力更生的努力。在资金上，政府银行应举办一些贷款，但为数不会很大，主要还要靠工商界自己想办法。至于由政府收购产品的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形来决定，如确系临时周转困难而又为政府之力所能及的，应积极帮助其解除暂时的困难；而产销不适路的产品，就不应要求政府来代替私人背上这个包袱。”
　　邓小平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毛泽东来电称，西南调整工商业为劳资关系、公私关系、供求关系，维持生产、救济失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政策一旦明朗，西南的经济便开始了大的调整。银钱业、化妆品业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纷纷转产，五金店、煤店、粮食店、纺织业、交通运输等得到政策、资金的双重扶持，很快恢复和扩大了生产。截至1950年9月，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就向私营企业投放贷款2244.5亿元（旧币），人民银行贵州分行向企业贷款2269.7亿元（旧币），其中私营企业占51.51%，国营企业占41.88%，其它占6.61%。
　　1952年7月21日至8月3日，西南区物资交流大会在重庆成功举办，成交金额达11332万元（新币），极大促进了城乡交流、市场发展和工商业振兴，为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描绘出多彩的画面。
　　作者 俞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