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西南地区在解放之初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政治上，大量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匪特破坏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社会上，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尤其猖獗，加之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然而，相对于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的是西南地区党内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的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如何成功应对复杂局势，经受住“进城”考验，是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面前最严峻的“考题”。
　　面对重重考验，西南局坚持问题导向，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破题，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在西南地区党内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为西南政权的建立巩固、经济恢复发展、民族团结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牢记“两个务必” 高举“革命的旗帜”
　　筑牢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信仰基石
　　1949年底，贵阳、重庆、成都、昆明捷报频传。当时除西藏外，西南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解放，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地区党内部分同志却产生了精神懈怠，不愿再继续艰苦奋斗。在工作中，有人畏难怕苦，不愿去地瘠民贫、山多路远的地方，甚至发生了进军途中逃跑的事件。在生活上，有人争房子、要车子、比待遇，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1]，总想要党照顾。对此，西南局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早在二野进军大西南于湖南常德休整之际，邓小平便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先后召开前委专门会议和直属部队的党代表会议，进行“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加强人民国家的观念与整体观念”[2]的教育。为使思想政治工作更为直观、生动而有效，邓小平指出，进城后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3]。入城前的这一课极大提振了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为西南党组织经受“进城”考验，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打下了思想基础。
　　进入西南后，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党政军领导多次联名发出指示，以“两个务必”为指针，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自觉克服享乐思想，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西南局尤其重视在新的执政条件下继续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1951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大会上，以党领导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坚信“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号召大家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革命的旗帜”，将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西南局紧抓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既从思想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精神懈怠问题，又从政治上保证了西南各项工作的正确方向，为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建立党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的生态链
　　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执政党的作风既是评价政治生态好坏的直观标尺，也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生态链条。
　　西南解放初期，由于习惯了革命战争年代军队首长制的管理方式，接管城市后，西南地区不少派驻工厂的军代表很不适应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些军代表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民主的发挥，导致车间秩序混乱，出现了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甚至有的工厂在选举代表时，因为选举结果令军代表不满意，便强迫工人重选。若工人有意见，则以捣乱破坏罪名恐吓，党群、干群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同时，各级党政机关还出现了“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的“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4]。有的同志“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 [5] 。
　　针对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邓小平告诫所有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是“最广和最可靠的基础”，离开了他们，“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他把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作为每一个党员联系群众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衡量党员品质的重要标准。
　　为建立良好党群、干群关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西南局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积极组织党内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对于不懂群众工作的同志，明确要求“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对于脱离实际的机关作风，主张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亲自去搞典型示范”，向群众学习。对于运动中发现的各种问题，教育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通过整风运动，西南地区党内不良作风得到极大改善，党员干部普遍树立了“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实现了“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的目标。
　　清理“侵蚀我们党的毒素”
　　清除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
　　西南解放初期，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西南地区党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和浪费现象。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不完全统计，1950年1月至1951年7月，西南共发生贪污渎职案2042件，案犯3317名。党政军机关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形式的贪污浪费行为。西南局办公杂支超支现象普遍，请客招待浪费极大。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检查春季种痘工作，出差费用高达370万（旧币）。西南军区在建设营房时，后勤部门在不该修的洋楼、礼堂、饭厅、花园和澡堂上用了500多亿（旧币），却未修建急需的油库和战士营房。更为严峻的是，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贪污的党员中，科级和处级以上干部就有多人，“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腐蚀到我们党的骨干”。
　　对于各种贪污浪费现象，邓小平痛斥其为“侵蚀我们党的毒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认为既有西南留用人员和新成员带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不良思想作风，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党员和干部。不仅西南如此，从当时党中央发出的通报来看，全国的贪污浪费现象“不是个别的或少数的，而是普遍的”，“贪污的方法很多、问题很严重，浪费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反贪污、反浪费成为当时“一场严重的斗争”。
　　为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1951年12月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运动中，西南局对各系统查出的“老虎”和小贪污分子进行严格审查、清理、退赃、定案。按照“对中小贪污分子及一般浪费行为，采取教育改造、以至纪律处分的办法；对严重者予以法律制裁；坦白者从轻或减轻处分，不坦白被人检举出来者加重处罚”的方针，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
　　提倡“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树立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在胜利面前，西南党内个别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欲望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理应要求高待遇，享受好生活。当时，有的师级干部在乘坐火车时蛮横要求车站予以特殊照顾，个别领导不顾机关用房紧张设立私人公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闹男女关系，不仅出现“某市委九个委员七个闹离婚”[6]的怪现象，还发生了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闹离婚而被妻子枪杀的丑闻。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李民重婚案。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原本在山东解放区结过婚，到贵州后采取欺骗手段，又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其妻儿从山东来探亲，却进不了县政府的门，只得在县城流浪。这些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邓小平主张纠正不正之风，“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为解决重庆房子不够住的问题，西南局制定了一份严格的房屋使用规定，要求“从中央局负责人起一体遵行”，“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邓小平以身作则，与刘伯承两家人挤住在同一栋小楼里。
　　当时，西南局领导的伙食标准一律按师一级供给，下连队、下基层调研从不搞接待，与干部、战士共同进餐。在土改运动中，邓小平写信给家乡广安县委，要求按照政策把邓家的全部家产分给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刘伯承也主动给三弟做思想工作，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交给农会。西南党内主要领导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在整治中，西南局还抓住“关键少数”中的典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严厉制裁。1953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公开审理，李民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当时的《新华日报》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对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
　　用好“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厚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防护林
　　执政之初，为了应对繁重而紧迫的工作任务，西南各级领导机关“忙于一般政策和工作的指导，没有足够精力注意到党的内部生活”，导致“党的组织松懈”，“党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义空气颇为浓厚”。
　　在具体工作中，部分地委和县委的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现象较为普遍。某些县只有党委活动，县政府县长形同虚设。如铜梁县在几个月的征粮工作中，县政府从未召开过会议，大小问题都由县委会直接解决，严重制约了政府作用的发挥。在建立整顿农协组织、分配斗争果实和划阶级成分等工作中，常常也是少数干部作决定，并不运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如贵州清镇卢荻哨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苞谷米少，就直接抓一把放其碗内计票，严重破坏了民主选举的制度。此外，由于缺乏规范管理，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剿匪、镇反和土改运动中，部分地区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定案往往根据片面材料，甚至用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为解决党内生活不健康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西南局的首要举措就是把权力置于制度的管控之下。针对个别党委包办代替现象，实行党委制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从省、市、区至地、县委，从军区、师、团党委到政府、群众团体、报社党组，都规定建立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交委员会讨论决定。针对剿匪、镇反和土改工作中出现的乱打乱杀、乱出布告等无纪律行为，制定“两月的汇报制度”。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中央局同时报告，以保证上级及时了解、掌握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纠正错误倾向，推广好经验，把党内政治活动带上制度化的有序轨道。
　　为进一步制约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西南局着力完善党内监督体制。不仅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将其作为“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而且按要求“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因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对于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同时，西南局还特别注重发挥支部生活的战斗作用，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到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员，构建起西南党内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西南局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用党章和若干准则等制度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培植坚固的防护林，是保障政治生态健康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与西南局时期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依然面临诸多风险与考验，“赶考”远未结束。中共中央西南局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西南地区党内政治生态不断优化的历史实践，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唯有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清风常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扬帆远航。
　　作者 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