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邓颖超来到山城重庆，一待就是数年。在这里，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她，为抗战事业呕心沥血，带领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同志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为深切怀念邓颖超，本文特节选《我们的邓大姐》一书中部分段落重新刊出，讲述重庆时期与邓颖超有过接触和交往的老同志、老报人眼中的邓大姐。
　　童小鹏：无限哀思，永远怀念
　　不会忘记，1939年到1943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共同战斗的艰苦岁月。邓大姐是南方局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她除了继续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工作外，主要负责妇女界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重庆的妇女运动，在武汉时期工作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依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复杂斗争中，又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许多妇女组织和刊物都掌握在党领导的进步分子手中，战时儿童保育院发展到了十所，前后收容难童几万人。
　　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处于危险境地，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都处于特务的层层包围中，随时都有被搜查和逮捕的危险。邓大姐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一起，坚持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全体同志以及地下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党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他们广泛地同国民党抗战派、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友人接触，并采取各种办法散发南方局军事组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剿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得到各方面的同情。
　　为应对突然的事变，周恩来召集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疏散、隐蔽干部，只留少数精干人员在机关坚持工作。邓大姐负责做妇女团体中需要转移疏散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工作。她做得细致周密，及时完成了任务，既保存了主要工作阵地，又保存了可能遇到危险的干部。
　　我党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邓大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把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参政会去讨论，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十二条，邓大姐和董老顶着国民党的压力，坚决不出席，并向劝告我方出席参政会的第三方人士耐心解释，取得他们的谅解和同情。由于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到1941年3月，就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打退了，继续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
　　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邓大姐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奉命已于2月2日回到延安）一样，出入于特务包围圈，毫无惧色，经过多少不眠之夜，仍斗志昂扬。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勇机智的斗争艺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曾经在重庆红岩、曾家岩工作过的同志都记得，邓大姐在1942年整风学习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认真学习与领会22个整风文件，并在小组会讨论中给同志们作辅导。她带头检查自己的思想，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她根据整风学习的体会，实事求是地总结出“自我修养”的11个问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让隐蔽在地下工作的党员也受到整风运动的教益。
　　不会忘记，邓大姐对大家的工作、学习以至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她通过各种场合向青年干部宣传马列主义的人生观，讲解怎样正确对待恋爱、结婚、生孩子等问题。她特别关心母亲和小孩。为使母亲们既能搞好工作，又能带好孩子，她同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商量，在红岩利用房东刘太太的一幢草房，办起了简易的托儿所。红岩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她“邓妈妈”。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邓大姐奉中央命令率一批干部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工作。
　　1945年12月16日，我们又高兴地迎来了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到重庆，成员有叶剑英、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邓大姐是38名代表中的唯一女代表，所以特别引起妇女界和新闻界的重视。她除了参加代表团的集体活动外，还应邀参加了中国妇女联谊会、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现代妇女》杂志等座谈会。《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专门访问了邓颖超。邓颖超对记者说，中共方面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共同纲领中，就有关心各界妇女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内容，也主张国民大会代表应有适当比例的妇女代表。她号召妇女大众一致起来制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关心这次会议，来争取做主人的权利。她愿意充当妇女界的一名勤务员，希望征求各界妇女的意见。谈话在《新民报》晚刊发表后，深得各界妇女的拥护。
　　廖似光：忆与邓大姐在一起的岁月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迁到重庆。党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邓颖超大姐是南方局委员，主管妇运。南方局妇委对外是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我是成员之一。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利用在武汉时建立的统战基础，邓大姐同史良她们研究对策，广泛发动群众，召开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筹备纪念三八妇女节，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
　　皖南事变后，为了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同时，爱国民主人士也做好思想准备，疏散转移保存力量。可是周恩来、邓大姐等领导，送走大家后却不顾自己的安危，仍留在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共存亡。
　　那时，我们最后一批撤往延安的干部，是1941年7月间离开重庆的。他们大多是各省、地区八路军办事处的撤退人员和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还有一些改名换姓的文化人。撤退人员共有200多人，搭乘六辆卡车，组成一个车队。大家都用八路军人员的军衔、符号、臂章，由我以少将的军衔领队。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大姐细致地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叮嘱我们：“要保证安全到达延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每到一个站停车时，不允许一个人单独行动。到检查站时，由车队的副官去应付。遇到刁难时，副官交涉还不成，廖似光你可以以少将身份出来交涉。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来信告知。到达延安即来电报。”周恩
　　来、邓大姐嘱咐完已是深夜，又对我说：“明天走之前再来一下。”
　　第二天上车前，我轻轻走到他们门口，怕影响他们休息。周副主席已听到我的脚步声，叫：“似光进来呀！”进去后他们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我的眼睛湿润了，噙满泪水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和邓大姐多多保重。”
　　南方局领导成员邓大姐，协助周恩来缜密工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高汾：重庆时代的邓大姐
　　1944年我在重庆《新民报》工作。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张晓梅同志那里，因而有机会去那里看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数年不见，邓大姐因长年奔波劳碌，且加生活条件艰苦，脸上显得清瘦，身体也不太好，但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豁达大度，精力旺盛。虽然广州只见过一面，大姐仍还记得我，亲切地唤我“小高”，热情地问起当时在江西的我姐姐的近况。有时遇到我爱人高集在场，大姐就风趣地喊我们“一般高”。当时大姐在南方局主管妇女工作，是张晓梅同志的顶头上司。在邓大姐的领导下，晓梅同志在思想上学习上处处给我以关怀和帮助。凡是办事处有意义的活动都让我参加。
　　1946年初，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拉开序幕，邓大姐是中共代表团七位成员之一。在长达数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她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一起同国民党代表面对面地进行了复杂的斗争。邓大姐在谈判桌上的发言，赢得很高评价。
　　有次会议讨论国大代表问题，这是整个会议的重点问题之一。国民党无理坚持要各党派承认十年前由其一党制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及据此选出的900多名所谓“国大代表”。邓大姐当场作了有力驳斥。我听参加会议采访的高集回忆说，邓大姐发言清晰，嗓音脆亮，逻辑严谨，风度自如，一开口就吸引大家注意。当时的《大公报》发表了会议报道，介绍说：“她（邓颖超）手持会议印发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小册子，说那都是十年前制订的，旧代表也是十年前选出的，已不合于今天的情况了。于是她举出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许多条文，一一解释，说不合于民主的原则，尤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候补执监委指定为当然代表‘是中外所没有的’。而且国民党六全大会所选出的执监委有460名之多，‘那是国民党党员选出的，不是人民选出的’。同时，她认为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人民经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当场手举公民誓词一份高声朗读，并笑着说：‘在座的社会贤达大多没有宣过誓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誓词的内容而言，人民在未获选举权之前已先限制了思想自由。她又举出选举法第四条，其中规定‘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不得有选举权’。十年前这是针对反对党中共的。所以她的结论是：国民大会代表是在极狭小的基础上选出的，广大人民被拒于选举之外，代表应当重新选举，不合民主原则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应予修改。”报道最后写道：“对于这位女将，没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旁听席上有人不禁赞叹说：‘政治家当如是也。’”
　　在重庆时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1945年，邓大姐和周恩来从延安来重庆，给大家带来了珍贵礼品，就是延安人民用土法生产的毛料，也赠给我和爱人一份。记得它是咖啡色，质地虽粗，但它渗透了边区人民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精神及大姐的深情厚谊。我们拿到这份厚礼，又感谢又惭愧。同时，大姐又拣了份同样的礼物，由我转赠重庆著名企业家胡光镳及其夫人孙德。
　　孙德是我姐姐高灏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抗战前夕，她改名熊辉，在上海参加金山、赵丹等主持的进步剧团演戏。抗战后，又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一段时期。不久就同胡光镳结了婚。胡是四川著名企业家，对四川经济建设颇有贡献。孙德自与胡结婚后，就与重庆进步的戏剧界疏远了，但邓大姐还是热情地关怀着她。后来我听张晓梅同志说，孙德才貌双全，胡光镳在经济工作上颇有所长，大姐和总理是很爱才的。孙德在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就备受恩来同志和大姐的照顾，所以他们之间一直有联系。
　　那次大姐特派办事处一位同志由我陪同把毛料送到胡光镳家，胡和孙德极为感动。他们重视的当然不是这份衣料，而是来自延安的这份可贵的情谊。
　　从此事，可见邓大姐和恩来同志总是尽可能地爱护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且是无微不至，仁至义尽。
　　作者 童小鹏 廖似光 高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