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身上凝聚了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这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

　　重庆是周恩来一生中除北京以外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周恩来在重庆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当前，重庆市委正在实施红岩精神传承弘扬工程，我们应从周恩来身上汲取在新时代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的力量。

　　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驻在重庆。南方局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

　　1940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中间党派。

　　在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的中心放在国民党当权派上。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中间势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毛泽东充分肯定周恩来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作出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调整。他提出：“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放到全局和战略地位。毛泽东就此决定，“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战略地位，突出强调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革命实践的升华，更是科学理论的创新。因此，南方局的工作首先体现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伟大实践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协制度进行成功探索，为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重要基础。

　　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刚柔相济的统战艺术

　　全民族抗战初期，王明回到国内，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他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很大损失。鉴于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

　　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代表，周恩来担负着极其艰难繁重的任务。他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承担起与国民党交涉、联络、谈判，维护国共合作，共同对日作战的重任，又要坚决地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势力作斗争，切实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南方局成立于抗战形势开始逆转之际，周恩来把“要坚韧的奋斗精神”作为对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其来势之汹汹，中外震惊。党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故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周恩来等冷静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应继续坚守，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向党中央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全体同志也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最终，党中央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策略。

　　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命人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为之神往”。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力量，扭转了被动局面，促使中间势力左转。皖南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

　　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刚柔相济的统战艺术，上演了一幕幕“相忍为国”“同仇敌忾”“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大戏，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80多年前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统战艺术，是今天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宝贵借鉴。

　　同流不污的政治品格

　　在灯红酒绿的战时首都，周恩来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周恩来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遗产。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南方局创造了一套既广交朋友，又“同流而不合污”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20年前，在研究红岩精神的过程中，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同志教导我们，要学习红岩精神中“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这是当年周恩来在红岩村对他的殷切教导。当时，我希望找到周恩来论“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始文献，但始终没有找到。宋平同志告诉我，一定有。他说，周恩来要求红岩村的年轻党员学习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学习，他写了一篇体会，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后来我找到了，这篇文章就是《同流而不合污》。

　　该文写道，共产党人在交友时要“容纳”群众、领导群众。首先要“有宽大的胸怀和气魄，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朋友”。“不仅要接近群众，而且要领导群众，成为群众的领袖”，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肩负的使命，就丧失了先进性，从而“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成为“社会上的浮萍”。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善于迁就群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共产党员应该深入社会底层，在具体情况下，用各种方式与群众接近，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和他们建立巩固的友谊”。“共产党员没有权力站在现实面前袖手旁观，没有权力去自显清高，把周围的人群丢在一边”，“要善于迁就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和思想，习惯，情绪等等，把这些作为出发点以接近他们。也许他们的缺点很多，但我们要善于在许多缺点之中，找到他们的长处，经过各种方式去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共同树立各种社会事业”。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成为“良朋益友”，就是要 “在思想上应是分明而不能模糊的。在行动上，要有分寸”。“不能自命清高变成孤家寡人，结交朋友也不能是狐群狗党，不做好事的私人利害朋友，而要成为良朋益友”，否则“即使可以暂时交到一些朋友，但彼此，也只能成为损友，不但对革命无益，而且这种交谊也根本不能维持长久”。文章告诉我们，不同流就会脱离群众，同流又要头脑清醒、站稳立场，不能合污，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在周恩来带领下，南方局在国统区险恶的环境里，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这是在新时代对“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最好诠释。

　　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南方局统战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团结，维护抗战大局，同时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二是广泛团结和发展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周恩来“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把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团结争取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对第一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曾亲率人马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搜捕未遂便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他仿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张冲主张国共合作。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置昔日公仇私恨于一边，对张冲以诚相待。他们在交往中“由公谊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进而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气度与胆识，更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

　　对第二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制定了“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效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协调步调，密切配合，团结战斗。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中间党派遭受国民党压制时，南方局与他们患难与共、共同进退，并扶持他们组织起来。在争取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南方局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

　　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统战工作，对他们遭受摧残的状况深表关切，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将争取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李宗仁等作为重点，经过多年艰苦工作，最终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

　　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信心所在。周恩来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国统区的实践，为最终建立新中国增添了光彩。

　　善处逆境的英雄气概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的活动不仅受到严重压制，南方局工作人员也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在革命顺利时，他们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他们不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深陷囹圄，面对威逼利诱他们都威武不屈。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

　　在最为不利的形势下，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情况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探索出“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组织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作出重大贡献，为迎接革命形势的好转做好了干部的准备。

　　实施红岩精神传承弘扬工程，我们要从周恩来身上学习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觉地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铭刻在内心中、融入到血脉里、落实到行动上，让红岩精神成为城市精神核心，代代相传。

　　作者 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