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百年。红岩岁月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姻中“百感交集”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他们身处国统区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置身于全民族抗战洪流，家庭生活遭遇重大变故。为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目标，他们团结斗争，为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宣传奔走，克服艰险，患难与共。他们的爱情、家庭始终与革命事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交织并行。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同行人
　　1943年8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谈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对于周恩来而言，邓颖超是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在邓颖超心中，与周恩来“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1]。二人始终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共同为共产主义奋斗。
　　抗战时期，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不得不以秘密的方式运行。周恩来、邓颖超与南方局同志一起秘密开展各项工作，在逆境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他们广泛同民主党派及各界党外人士接触，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团结一切主张抗战的进步力量，争取民主，统一抗战。
　　在文化战线，周恩来经过与蒋介石博弈，促成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的工作机构。在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为主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先后发表纪念抗战文章及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合作，反对具有分裂性质的军事行动等。邓颖超也通过《新华日报》加强理论宣传，指导妇女工作，有力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的妇女运动。她先后发表《坚持抗战和动员女工》《目前局势与妇女工作》等社论文章，还领导《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开展宣传工作，使其成为指引国统区妇女奋斗的一面旗帜。
　　1939年6月18日，由于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摩擦事件愈演愈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研究解决办法。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致使他的右臂撞到石崖，造成粉碎性骨折。延安一个半月的保守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周恩来右臂肌肉还出现萎缩。8月底，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到苏联治疗。由于担心国内的工作，他忍受巨大痛苦选择了不开刀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所需时间短，但手臂再也不能复原。
　　皖南事变后，面对紧张局势，党中央连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2]142，要求南方局领导同志及办事处、报馆等重要干部在最短时间内离开重庆。由于重庆阵地的重要性以及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周恩来表示要坚持到最后，邓颖超也表示要留在重庆坚守岗位，并且二人都做好了坐牢、牺牲的准备。最终，党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等的意见。
　　这一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共同经历了重大家庭变故。1940年11月，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因病在重庆逝世，邓颖超在母亲墓前立誓：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小肠疝气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在他住院期间，父亲周懋臣突发重病离世。周恩来由于生病并不知情，邓颖超负责处理后事。得知父亲病故后，周恩来悲痛欲绝，出院当天守灵至拂晓。遭遇生活变故时，周恩来、邓颖超相互支撑。处境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信念，携手为共产主义奋斗。
　　“从锤炼中奋斗出来”的实践派
　　1948年3月7日，周恩来在致邓颖超的书信中提及孙维世，劝告她“必须勇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敢于正视错误，纠正错误，如此，方能从锤炼中奋斗出来”[2]237。在红岩，面对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提升自身开始，带领南方局同志在实践的锤炼中持续提升。
　　周恩来激励自己加紧学习，邓颖超制订“要有丰富的常识，提高文化学习”[3]111的准则。他们以身示范，勉励同志们努力学习，追求革命真理。整风学习期间，南方局成立学习委员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参加所属支部、小组活动，根据整风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和党员一起讨论，并联系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要加强组织纪律，遵守保密制度，反对自由主义，根据工作分工开展调查研究等。他们还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向同志们讲党的路线斗争史。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以鞭策自身。4月22日，他向南方局干部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同日，邓颖超总结出“自我修养”11项，以实践经验督促自身、影响大家。
　　在干部培养上，1941年10月，南方局成立高级学习组，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馆25人参加，学习思想方法论和党史等内容。周恩来为组长，讲授党史。从建党到抗日战争，周恩来讲课10余次。他用毛泽东“太忙就挤，不懂就钻”的名言，勉励大家勤奋学习。邓颖超则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她组织开办了五期妇女干部训练班，亲授课程，为党培养了大量妇女干部。二人还特别注重教育培养青年干部，号召青年调查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钻研业务；鼓励他们练习写作，积极给党报、党刊写文章，提高思想认识、业务水平和写作能力。
　　在党的建设上，南方局系统贯彻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把党的组织和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周恩来提出“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3]111等七点要求。同时，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对党员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以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组织和斗争要求。而作为南方局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则具体领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提出把妇女运动从不宽广的少数人迅速扩大深入到各阶层，深入到工厂中去，到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去。这些举措为党在国统区站稳脚跟夯实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为扩大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奠定了群众基础。
　　“革命情义万年长”的夫妇范
　　1942年7月6日，病中的周恩来在致邓颖超的书信中满怀歉意地写道：“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4]14二十多年后的端午节，邓颖超用“革命情义万年长”[4]109表达了夫妇同心的坚定。在红岩战斗的岁月里，面对意外和挑战，他们用深厚战友情谊滋养相伴的时光。
　　无论在延安还是莫斯科，受臂伤病痛折磨时，周恩来都出于为党工作的考虑，选择了需忍受剧烈疼痛的保守治疗方式。在延安，周恩来婉拒医生劝告，忍着疼痛练习左手写字，一如既往起草、批发电文。因吃饭穿衣和生活都不方便，他用左手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邓颖超才知道他受伤，赶到延安照顾他。在苏联治疗时，因肌肉萎缩，手臂已变形，在医生帮助下，周恩来的手臂才回到一定角度，固定下来后，配合适当按摩促进肌肉生长。治疗趋于稳定后，邓颖超抽出时间到莫斯科郊外考察学习。其间，周恩来忍痛尝试用右手给她写了一封信，在邓颖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三十多年后，在周恩来病逝4个多月后，邓颖超在这封信的落款后写下“一九三九年于莫斯科。76.5.27记”的补记。
　　在红岩期间，办公及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各类用房都极为紧张。邓颖超的母亲来到红岩后没有住的地方，饶国模邀请她住自己家，邓颖超却坚持使用一间不到4平米的阁楼角间。因为放不下床，就以地板为床，先铺稻草再垫被褥，邓颖超的母亲便睡在地铺上。周恩来、邓颖超很乐观，打趣说是“铺着金丝褥子住在高楼上”。困苦艰险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积极面对，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和感染了红岩的工作人员。在童小鹏和紫菲的婚礼上，邓颖超作为主持人向新婚夫妇祝福，周恩来以家长身份活跃婚礼气氛。荣高棠的儿子爱笑，邓颖超叫他“小乐天”，自称“大乐天”，周恩来则称自己为“赛乐天”。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没有孩子，但他们对革命后代视如己出。在苏联治疗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去看望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由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年轻人多，大家先后成家立业，孩子越来越多。在邓颖超的关心支持下，1942年春，红岩建起了托儿所。她提出让母亲们了解和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年龄及特点对儿童进行教育。工作之余，周恩来、邓颖超常到托儿所看望孩子们。得知托儿所玩具不够，周恩来动员警卫班、公务班、厨房等部门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制作玩具。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红岩岁月的红色家风，展现出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坚定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作者 左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