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红三军自1932年夏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后转战两年，在最为艰难的时期，抵达酉阳南腰界并落脚。以南腰界为驻地，红三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川黔边根据地建设，由低谷重新发展壮大。随着红三军的发展壮大，以南腰界为指挥中心的川黔边苏区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可靠目的地。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举行的具有标志性的会师大会，昭示着南腰界成为红二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出发地。
　　南腰界是红三军最艰难时期的落脚地
　　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在夏曦到来后，“左”倾教条主义和“肃反”扩大化不断发展。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包括董朗、段德昌、万涛、柳直荀等著名红军将领在内的1000多名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领导干部、骨干力量，在“肃反”运动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被杀害，红三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红三军接连遭受重创，兵力锐减至9000余人，被迫于1932年8月撤离根据地。未能及时撤离的红军伤病员2000余人尽落敌手，惨遭杀害。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翻山越岭，经豫西南、陕东南，沿川鄂边境南下，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此时，政工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夏曦三番五次严重扩大化的“肃反”，致红三军大批骨干被错杀，部队中的党组织被解散，加之连续流动作战，到1933年底，红三军仅剩不足4000人。
　　以贺龙为首的指战员深刻认识到，没有根据地依托，四处游击的红三军将没有出路。为挽救革命、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贺龙提出战略转移意见：“我主张跳出敌军包围圈，转移到四川东南部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那一带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分析说：“酉、秀、黔、彭地处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区的结合部，那里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多，兵源广，给养容易解决。而川军内讧，政局很乱，无暇东顾。反动统治力量也比较薄弱。”[1]
　　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大村召开会议，作出“向酉、秀、黔、彭发展，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决定。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一部转战川湘黔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同时进行革命宣传，伺机谋求根据地建设。
　　1934年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4日，红三军进驻酉阳南腰界。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层峦叠嶂、幅员广阔、溪流纵横、土地肥沃，有良田1.2万多亩。贺龙、关向应认为南腰界战略地位重要：可以东窥湘鄂，南攫黔省，西壮彭涪，夺取下川东，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人口较多，粮食富足，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是红三军在此驻扎，奋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对红三军来说，意义却是很大的。它的建立，使红三军结束了四处流动的状况，开始有了一个落脚点，一块临时根据地，不再天天走路了，而是扎下来为建设根据地而斗争。”[2]
　　南腰界是红三军由低谷重新壮大的转折地
　　红三军在南腰界落脚后依然面临诸多困难：电台损毁，和中央失去联系，不能及时接收中央的最新动态和指示；“肃反”造成党组织溃散，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红三军要重新发展壮大，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员和干部队伍极度匮乏的问题。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川黔边群众基础和敌我态势，决定建立黔东苏区（亦称特区）革命根据地，登记党团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派出干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和组织地方武装力量。
　　根据枫香溪会议决定，贺龙于24日率部回到南腰界。为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红三军在南腰界举办干部训练班（亦称干部大队），培训军队和地方干部。6月下旬，红三军在南腰界“举办了第一期干部大队，军政治部、军党务委员会和两师党的工作，才逐渐地建立起来”[3]。随着干部队伍的培养，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军队中师、团、营、连恢复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地方党的组织建设也有一定发展。干部队伍的壮大，为军队建设和地方政权建设打下了坚实人才基础。
　　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红三军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1934年6月上旬，贺龙、关向应等在南腰界忠烈祠召开30余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派红军独立团团长秦子开率红军战士，分别到南腰界所辖的龙池、唐家溪、大坪盖、大坝场等地工作，并召开“谷担会”等阶级摸底群众会，组建起农民协会（贫农团）、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在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红三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保卫各级苏维埃、维护地方治安、支援前线战斗，组织起地方武装。黔东苏区的地方武装有1个独立师、5个独立团、100多个游击大队和游击队。仅酉阳境内的南腰界游击大队、唐家溪游击大队、大坪盖游击大队、龙池游击大队就合计约400人。
　　在创建新苏区期间，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余家桶子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8月1日至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南腰界带来中央六届五次会议决议及中央5月6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后举行的会议。会议对“肃反”扩大化作了检讨，并就发展新的苏区、准备党的干部及如何开展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等作了详尽讨论和研究，作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会议后，红三军加强了党的政治工作，办起了红军报纸《红星》，开办了政治训练班，抓紧建设苏区政权。9月14日至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余家桶子再次召开会议，会议形成《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分阶段对红三军历史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总结，对当下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分析和部署。这次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组织建设及川黔边根据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会后，红三军开始恢复政治工作，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工作人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党团员登记和党团组织建立工作全面展开，并在苏区全面展开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建设工作。
　　随着干部队伍的初步解决、根据地建设的发展壮大，在群众支持下，红三军逐渐走出困境并发展壮大，南腰界也成为事实上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指挥中心。
　　南腰界成为红六军团西征目的地
　　红三军从进驻南腰界开始，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转战川黔边区，以南腰界为核心不断拓展游击区，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建设苏区。到1934年9月，苏区已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域及秀山的部分地区，纵横200里，覆盖10万以上人口。还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4]。新的根据地实现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为迎接西征到来的红六军团和实现两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长期疲惫转战的两军团提供了休养生息、巩固发展的大本营。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夏，中共中央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7月23日命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边根据地西进湖南创建新根据地，与红三军取得可靠联系。9月20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按照中革军委指示，与追堵敌军巧妙周旋，西进南下，且战且走，经湖南、广西进贵州。10月3日，军委电示红六军团：“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半电令，迅向江口前进。”[5]4日，军委又电：“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灌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6]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县甘溪陷入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被截为三部分，与敌发生激战。第17师第49团、第51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经9天9夜的艰苦转战，冲破重围。红六军团主力浴血奋战，分散突出重围，以灵活的游击方式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数日，后抵甘溪，向印江县和梵净山方向转移。红六军团从8月7日江西横石出发西征至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历时80天，行程5000多里，从出发时9700余人减至3300多人。
　　1934年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从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萧克部朝川黔边运动的消息，立刻派出几支小分队分赴秀山、沿江、印江一带打探消息。
　　10月15日，在沿河县水田坝，红三军第7师第26团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400余人会合。16日，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和黔东独立师将士，从沿河水田坝出发，绕梵净山东侧，经印江、松桃、江口，继续搜寻红六军团主力。24日，贺龙探听到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部队进驻木黄，连忙带领手枪队前往木黄迎接，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考虑到木黄属于游击区，敌情十分严重，贺龙、关向应建议红六军团到南腰界再休息。红六军团当即向南腰界进发[7]。
　　南腰界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的出发地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红六军团近8000人陆续抵达南腰界，两军实现了大会师。当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召集两军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及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来找红二军团（红三军）的指示精神。会议讨论了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和任务，初步决定向湘西发动进攻，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吸引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同时将会师情况及谋划立刻报告中共中央。
　　27日，两军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行动。两军团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并统一调配干部：将原红三军第7师改为第4师，原第9师改为第6师，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4、6两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49、51和53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任、贺、关、萧、王统一指挥[8]。南腰界会师大会标志着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的完成，来自两个战略区域的红军结成战斗整体，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聚集了强大战略突击力量。
　　会师大会后，两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起攻势，一举攻下永顺县城。11月，面对1万余陈渠珍湘军，6000余红军战士势如猛虎，取得十万坪大捷，为红二、红六军团建立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随即，红军相继攻占大庸、桑植、桃源，包围常德，威胁长沙。红二、红六军团成功吸引“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破坏了敌人全力追击中央红军的计划，大幅减轻了正在湖南境内苦战的红一方面军的压力。
　　在随后的战斗中，红二、红六军团不屈不挠、愈战愈勇，先后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胜利，以及忠堡、板栗园大捷，根据地版图不断扩大。最大时，“红色版图”覆盖纵200公里、横120公里，200多万人的地区。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发展到9200多人，红六军团发展到1.1万多人。

　　作者 徐术 冉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