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其中，左权作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其牺牲引起各界震动。左权牺牲后，众多报刊对其牺牲经过、生平事迹、悼念活动等情况进行了报道。
　　关于牺牲日期及经过的报道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将中国变成供养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加紧对华作战，巩固华北占领区，更大程度攫取资源。
　　1942年5月，日军阴谋策划“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计划（C号作战）”，调集重兵对太行革命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大扫荡”，目标直指位于晋东南辽县麻田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当时，这一地带还集中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分析敌情后，决定各带一队人员向外突围转移。
　　左权负责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突围。由于随队非战斗人员较多，左权挺身在前指挥冲锋，顾不上隐蔽。25日，在对撤出战斗作最后部署检查时，突然一颗炮弹打来，左权被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因战况紧急，警卫连政治指导员辛嘉功命令随员把左权的挂包、左轮枪、怀表、钢笔等遗物交给总部作战科的同志，并将遗体转移至岭下水渠内，以树枝搭架、树叶遮盖，伪装隐蔽，防止日军抢夺遗体作舆论宣传。
　　当晚，毛泽东、朱德收到八路军129师关于总部遭敌袭击、人员分路突围、左权下落不明的电报。27日拂晓，左权牺牲的确切消息传来，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复电129师师长刘伯承并转彭德怀：“感日（27日）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甚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师行动。”
　　为避免暴露八路军总部被包围袭击的不利情况，使日军掌握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规律，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公布左权牺牲的消息，对于反“扫荡”战况的报道也相对模糊。
　　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的社论，首次谈到华北作为日本反苏前沿阵地所面临的紧急局面，并提醒广大群众要对日军将来可能发动的更残酷的“扫荡”做好准备，勉励群众要有坚持敌后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然而，关于麻田血战和左权牺牲的相关情况，文中并未谈及。
　　最早报道麻田血战消息的是日伪报纸《东亚晨报》。5月29日，《东亚晨报》第二版刊载一则题为《晋日军展至辽县 围歼山岳地带刘伯承部》的战情通讯，提到“包围刘伯承麾下共产军一万余人之日军、松冈牧野及其精锐部队，二十五日活动至辽县（太原东南方百二十公里）东方之山岳地带，逐次击灭依山嶮（险）顽强抵抗之敌……迄二十四日敌共遗弃尸体四百具，被俘八十名，掳获共计有重轻机枪二十一枝、步枪百八十枝、且与X上部队作战相呼应之日陆军航空部队亦连日出动，对敌大施空战之机枪扫射，发挥立体作战之妙云”。从报道看，日军以为遭遇交战的只是第129师，尚未掌握在十字岭被包围合击的是八路军总部、左权在交战中阵亡的情报。
　　6月9日，日伪报纸《新北京报》头版发布消息称日军发现了左权的尸体，提到“日军益子挺身队，于扫荡涉县北方三十×公里十字岭附近，于该地多数敌军之遗弃尸体中，发现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之尸体，乃将其摄影保存，据十八集团军之俘虏讲称：左权参谋长乃于五月二十五日于冯村（涉县北方三十二公里）因受日空军之轰炸而阵亡者”。这是第一篇关于左权牺牲在5月25日的报道。
　　10日，左权牺牲半个月后，朱德、彭德怀将左权牺牲的消息正式电告周恩来并转重庆军事委员会：“本月二日，我左副参谋长率三八五旅主力出击麻田……是役，敌遗尸二百余具，械弹一部，我军伤亡八十余人，不幸我左副参谋长于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电文中将左权的牺牲日期写为6月2日。此后，延安和其他地方我党的报纸均据此报道。
　　6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以《麻田血战英勇杀敌 左权同志壮烈殉国 华北军民同声哀悼誓复此仇》为题正式刊发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并详细报道了牺牲经过：
　　晋东南周围之敌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主力及独立第一旅团、独立第三旅团、独立第四旅团、独立第八旅团各一部，共约三万余人，于上月十九日分路向我太行一分区及六分区进行大举“扫荡”，企图破坏麦收，消灭我根据地有生力量，我军当即分路迎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本月二日，我左副参谋长率三八五旅主力出击窜犯麻田之敌，当在麻田以南上下清泉地区与敌接触，麻田及其附近之敌千余，闻讯陆续驰来参加作战，我左副参谋长指挥所部向敌反复冲杀，激战竟日，将其击溃，敌于午夜不支退回麻田。是役敌遗尸二百余具及械弹一部，我军伤亡亦有八十余人，左副参谋长在奋勇指挥作战中，不幸亦中弹壮烈牺牲……
　　除将牺牲时间公布为6月2日，这则报道并未公布左权牺牲的具体地点。
　　报载有关纪念文章
　　左权牺牲的消息公布后，延安军民各界同声哀悼，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也沉痛异常，陆续发表纪念文章。
　　在牺牲消息正式公布的同一天，《解放日报》随讯刊发了朱德的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和纪念文章《悼左权同志》。文章回顾了左权的一生，充分肯定了左权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光辉模范作用，将对其牺牲殉国的痛惜之情融于字间：
　　十余年来，左权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枪林弹雨间，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从事武装战斗，成为我八路军优秀的将领之一。然而今天，他与我们永别了！这自然是我们民族很大的损失，是中国人民很大的损失，是我们的很大的悲痛……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和光辉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6月19日，左权的黄埔军校学弟兼战友林彪以“凌霄”为笔名，写下一首长达108句的《悼左权同志》挽诗。林彪笔调情深，回顾了自己与左权共事的点滴，对左权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写道：“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大概是一九三一年罢，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你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却是很好的，你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一个卓越的。”
　　左权牺牲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遥闻噩耗，难以自抑。6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左权牺牲的消息以及周恩来撰写的纪念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周恩来评价左权“英勇忠贞、沉毅坚忍”，称其“足以为党之模范”。他写道：“左权同志就在这九天的战斗中，亲自指挥所部突破敌人的重围，而自己却光荣的牺牲了。左权同志的战死，正足以说明这一真理：在敌人心目中，不论你属于何党何派，只要你不投降日寇，他就需要消灭你。敌人既无所选择，我们岂容有所规避，而且岂忍有所规避？五年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的战绩、伤亡及其所遇到的困难，拿左副参谋长五年苦战的功劳和最后殉国的壮烈为印证，就可以例其余了。”左权以身殉国，使中国共产党敌后武装“游而不击”的言论不攻自破。
　　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解放日报》发表词一首进行悼念：
　　满江红·悼左权同志
　　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试看那搀枪满地，汉家旗帜。剩水残山容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问伊谁，百万好男儿，投有北。
　　崦嵫日，垂垂没，先击败，希特勒。会雄狮，踏上长白山雪。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疑颜色。最伤心，河畔依清漳，埋忠骨。
　　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合写文章《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回顾与左权的同窗之谊、战友之情，充分肯定左权于华北抗战的卓著功绩，并表示“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围踟蹰，而是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向死者与我们所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
　　一向自嘲“铁石心肠”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在《解放日报》发表《悼左权同志》一文，形容左权的牺牲“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地刺在我的心头……还留给我们的，是革命长途的艰巨与同僚的寂寞”，称赞左权是“党的布尔什维克，民族的英雄，军中参谋工作者永远的好榜样”。
　　左权殉国的消息传至延安，其妻刘志兰正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彼时她和左权才结婚三年，闻此噩耗，悲痛不已。《新华日报》对刘志兰的感受进行了报道：“于其悲愤之余，尤表示其夫为国家为民族为反法西斯日寇的侵略而光荣的战死沙场，是尽了他革命军人之职责，她誓愿继承其夫的遗志，为夫报仇。她对于朱总司令亲切的慰勉，深表无限的感激。左参谋长有一女，名志瑾，尚在襁褓，刘同志，愿抚教遗女使之能继承乃父遗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7月3日，《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刘志兰所写长篇纪念文章《为了永恒地记忆——写给权》。
　　报道各地纪念活动
　　除撰写纪念文章外，延安各界和各根据地还举办了一系列主题纪念活动。刘白羽、丁玲等文艺工作者组成创作委员会，以左权的一生为主题创作剧本，“反映八路军支持中华民族命运的新精神”。为使剧本更加真实、更富感染力，创作委员会还“约请左权同志夫人刘芝（志）兰同志与杨尚昆同志、舒桐（同）同志及与左权同志生前共事的参谋同志等，互相交谈左权同志身世及百团大战情形”。
　　1942年7月7日，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万余人齐集南郊广场，隆重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会场悬挂左权、周建屏、范子侠、郭国言四位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遗像。与以往素像不同的是，此次遗像均用彩色绘成。会场上有一条标语，由毛泽东写下：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会上，朱德等发表讲话，号召八路军全体将士“学习左权同志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大会公布了15条口号，其中第十条为“左参谋长精神不死”。
　　在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野战政治部作出《关于追悼左权同志决定》，要求全华北各战略地区的地方党部与部队政治机关，会同地方政府与群众团体在7月7日举行追悼大会，大会仪式与内容务求充实隆重。强调“向广大群众宣传左权同志的光荣殉国，乃我党我军坚持华北敌后艰苦抗战所支付的极高贵的代价，亦为我党我军绝对忠于国家民族再好没有的证明。要用这种具体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激发群众拥护军队的更高热忱；亦要用这种具体事实，来击破某些反动分子至今还在高唱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无耻造谣”。同时，要求搜集左权的生平言行事迹，通过广播和撰述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决定》第一条写道：“民国卅一年六月二日，敌增派主力一万余人，大举扫荡太行区，我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率军出击敌寇于麻田附近之际，不幸于战斗中壮烈殉国，噩耗传闻，举国震悼。”直至此时，在官方口径中，左权的牺牲日期仍为6月2日。
　　《抗战日报》报道了华北地区追悼会的情况：“1942年7月7日下午四时，晋西北党政军民各界热烈纪念抗战五周年并追悼左权将军及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山西兴县隆重举行，党政工作干部、部队战士、各村男女群众共计数千人参加。军区政治部代表华丁报告了左权生平事迹及牺牲经过，在场群众高呼：‘左参谋长之死，不仅是共产党的损失、八路军的损失，而且是华北人民的损失、全民族的一大损失！’”会上，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致辞，号召全军指战员纪念左权，学习其作战英勇、学习努力、生活朴素踏实、态度和蔼近人的优点。
　　为纪念左权，辽县小学教师集训会和绅士座谈会提出倡议，恳请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立即开展签名运动。签名运动迅速在全县掀起，仅20天时间，辽县党政军民各界已有万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
　　8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批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联署发出“边民行字第90号通令”：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本年五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之役。左将军对抗战事业及根据地建立有特殊勋劳，今为表彰忠烈并激励抗日群众，特决定改辽县为左权县，以资纪念。除分别布告并函知各机关团体外，定于“九一八”在辽县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改名典礼。
　　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边民秘字第91号”文件向辽县县长巩丕基发布“改辽县为左权县”的命令：“左将军为一代革命伟人，丰功殊勋，寰海风闻。今为表彰忠烈而慰英灵，并兴奋抗日群众，决定将辽县改为左权县。除通令全区知归照外，并决定：一、该县应翻印边区政府之布告，使全县军民一体周知；二、该县县府筹备于‘九一八’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各界各团体参加，举行改名典礼；三、本府届时派李委员一清前往参加宣布命令，并颁发印信。仰即遵办。”
　　9月2日，《解放日报》刊出《纪念左权同志辽县将易名左权县》的消息，正式将易名之事广而告之。文章写道：“辽县各区干部，于该县的7日县干部大会上，要求县府转呈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左权县，以永久纪念在清漳河畔殉国的左参谋长。辽县小学教员训练班全体教职员工于日前向政府提出同样要求。左权将军历来转战华北，建立了丰功伟业，在华北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太行区人民，关怀尤深。当地民众听到改县名的消息，莫不表示赞同，认为是辽县的光荣云。”
　　9月18日，辽县党、政、民五千余人在辽东西黄漳村河滩举行集会，进行易县名和建立左权将军纪念碑仪式。《新华日报》（华北版）对当天盛况作了详细报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派民政厅厅长李一清授印致辞。他表示：“边区政府接受一万个签名的辽县民众、全县士绅会议、小学教员会议的要求，经过边府会议通过，把辽县改名为左权县。”辽县县长巩丕基接印宣誓。会上，“为左权将军复仇”“誓死保卫左权县”等口号响彻山谷。
　　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灵柩由十字岭移至涉县石门村举行公葬，并在石门村边修建左权陵墓和纪念塔。五千余人参加了公葬大会，葬礼由滕代远主持。彭德怀撰写《左权同志碑志》，对其生平和品行、功绩作了表记：“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邃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对其牺牲表示“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碑文将左权的牺牲日期正式更正为1942年5月25日。
　　左权牺牲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最艰苦之时，对其牺牲经过与悼念活动的系列报道对宣传敌后战场将士的英勇作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励军民坚持抗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学习左权、继承遗志、奋勉前进、直至胜利”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
　　作者 谢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