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在艰险而忙碌的革命生涯中，他创造了多个纪录：年纪最大的师范学生、年纪最大的新民学会会员、年纪最大的中共一大代表、苏维埃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他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也是他“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的人生观的终极体现。

　　印刷完成于1921年冬的湖南宁乡《沩宁何氏族谱》，由何叔衡担任总纂，全38册。《族谱》中记载了何叔衡的相关信息：“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行五，前清邑庠生……娶袁氏……子二，佑权，次夭，女四……”

　　毛泽东十分敬重何叔衡，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盼求新学为国出力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从七岁起，他开始放牛、砍柴、割草、干家务活。因为贫寒，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一天放牛回来，何叔衡没有吃饱饭，满怀期待地说：“吃饭要是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就好了。”父亲何绍春听后答：“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做事，一定会吃得饱。”这句话深深地印入少年何叔衡的脑海。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何叔衡时刻体现出牛的品格与特性。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县衙让他担任主管钱粮的官吏，他却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到任，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志同道合的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结拜为兄弟，四人被合称为“宁乡四髯”。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时常聚在一起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子剪辫、女子放脚。第二年暑假，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于是，他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拿起刀当众砍烂。

　　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取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何叔衡积极参加活动，与毛泽东结为忘年好友。虽然比毛泽东大17岁，但何叔衡为毛泽东超群的见识和气魄所倾倒。他曾对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毛泽东眼中，何叔衡尽管爱穿长衫，看起来一副旧式学究模样，但全然没有迂腐气息，思想解放，办事精明，能吃苦，为人热忱真挚。因何叔衡蓄着胡须，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何胡子”。他们的同学、朋友这样形容两人的友谊：“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两年后，何叔衡从一师结业。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乡教书，但他认为，当时的现实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他先后到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何叔衡担任学会执行委员长，是年龄最大的成员。

　　最年长的中共一大代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何叔衡与长沙的进步教师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行动。这年冬，毛泽东发起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何叔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8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何叔衡慷慨地拿出自己勤俭节约存下来的钱支持书社，还四处奔走，积极为书社筹集资金。

　　8月22日，何叔衡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他们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这一时期，何叔衡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被聘为湖南通俗书报编辑所所长。他特意邀请毛泽东参加第一次编辑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同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新民学会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走到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是秘密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在新民学会中公开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而是以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进行宣传。

　　1921年1月1日至3日，大雪满城，景象簇新。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方法等问题，史称新年会议。会议期间，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时，参加会议的18人中，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达12人之多，标志着新民学会成员在思想上开始分化，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早在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积极发展团员。在这次年会上，新民学会会员还讨论了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何叔衡归纳大家的意见时肯定了必须“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交由大会表决，获得通过。据易礼容回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夏曦、郭亮等人是团员。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通俗教育馆作为基地，常约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毛泽东在通俗教育馆的活动很快引起湖南赵恒惕政府的警觉，何叔衡因“鼓吹过激主义”等罪名，被撤去教育馆馆长、通俗书报编辑所所长职务。

　　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正准备商议重新办报，却因为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而搁置。当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会，准备建立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也收到了陈独秀等发来的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匆匆启程前往上海。为了保密，他们行踪隐蔽。

　　谢觉哉作为几名知情人之一，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对此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据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讲述：“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有关旅费是熊瑾玎协助筹措的。为了隐蔽，何叔衡特意剃了胡须，头戴遮阳帽。他们先到达武汉，再由武汉转赴上海。经过连日奔波，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是在7月4日以后。然而，此时距开会时间尚早，于是他们又去了杭州、南京等地游览。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会场突遭巡捕搜查，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议程。曾有人质疑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一大代表张国焘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很少，但显示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其二，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年接受采访时说：“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然而，当时根本没有张国焘所说“代表的资格”的审查制度，刘仁静也没有否认何叔衡出席会议。事实上，出席了一大会议的陈潭秋、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周佛海等人，都有文字记录承认何叔衡是一大代表。

　　易礼容在1979年9月所写的《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毛润之和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有人说何不是代表，中途要他回来了。不对。何和毛是同路去，同路回来的，我晓得。”中共一大唯一的工作人员、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也有文字证明何叔衡参加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还随王会悟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游船划行的路线和停靠地点。

　　其时，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何叔衡45岁，创下了“年纪最大”的纪录。除毛泽东、何叔衡外，参加一大的湖南籍代表还有李达、周佛海。至此，何叔衡走完了从封建秀才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路程。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21年8月中旬，何叔衡同毛泽东回到湖南。10月，他们主持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何叔衡任支部委员。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它的成立，使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

　　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何叔衡任委员。他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没有畏缩躲避，而是直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他继而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1928年5月底，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经哈尔滨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哈尔滨时，何叔衡有感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以忧国忧民之心，在中共哈尔滨县委六大代表接待站安排的住处，改写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为“无题”诗：“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6月底，何叔衡到达莫斯科。由于中共六大早在6月18日于莫斯科近郊秘密开幕，他不顾行程劳累，立即参加会议，直至7月11日大会闭幕。大会期间，何叔衡参加了宣传委员会和湖南代表团的工作。

　　六大闭幕后，何叔衡没有立即回国。经中共中央介绍，他于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并将身份暴露的同志转往苏区。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到江西瑞金。何叔衡曾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他因厉行法治，深受人民群众爱戴，被誉为“苏区包公”。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从江西转移至福建长汀途中，壮烈牺牲，实践了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谢觉哉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捐躯十周年，想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做传”，遥望蓝天写下诗一首：“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最终，“忘家客”仍未归家，他的火种却已回来了。如若他得见今日之中国，当知风雨停息、夙愿已成，游子可归矣！

　　作者：余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