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三军各部与红六军团各部分别在贵州沿河县水田坝及铅厂坝、印江县木黄、松桃县石梁等地局部性会师，最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今属重庆）完成两军整体大会师[1]。两军团的胜利会师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两军团能够胜利会师，主要是由共同的奋斗目标、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等多重条件综合促成的。
　　会师是两军团共同的奋斗目标
　　两军团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得以胜利会师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红三军会师是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标之一。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8月7日，任弼时等率部开始西征，9月20日12时，进入贵州黎平地区。下午1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紧急电示红六军团：“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3日，任弼时率部撤离黄平，计划经猴场抢渡乌江，摆脱追敌，设法与红三军联系。14时，接中革军委来电：“令红六军团速向东北区域的江口前进。”4日3时、12时半，任弼时等在瓮安县猴场连续接到电令：不渡乌江，与“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迅速向江口前进。5日，红六军团从猴场掉头向东北方向的江口前进。7日，红六军团在甘溪严重受挫，与红三军会师的需要更加强烈。21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印江缠溪。22日3时，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主力：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十七师之一部，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两军会合后，“立告军委，以便受领指示”。并要红三军报告其部队情况及行动[2]376-377。
　　红三军积极接应西征的红六军团。1934年10月上旬，贺龙、关向应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红六军团有与红三军会合的倾向，经分析后决定兵分两路，以游击方式主动出迎。红三军迫切要求与红六军团会合，是“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3]。在10月7日的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400余人突围，转战九昼夜寻找红三军，15日终于在沿河县的水田坝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军部和七师会师。另一路红三军九师在铅厂坝与李达余部会师。得知红六军团处境艰难，贺、关二人当机立断：“不惜一切也要把六军团接应回来。”16日，红三军兵分两路急速南下，向红六军团与敌交战方向搜寻。23日，红三军第九师与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一部在江口县的木根坡会师。24日，红三军军部和第七师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镇会师。随后贺龙令南腰界司令部集结红三军余部迎接兄弟部队。24日晚，红三军第九师和红六军团第五十团之一部赶到松桃县石梁，与先期到达的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等会合[4]58-60。两军团在石梁宿营一晚，26日到达酉阳南腰界，与红三军余部会合。
　　两军团富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两军团皆富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是两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另一必要条件。
　　艰苦奋斗。会师前，红二军团“因为与中央交通困难，二年多曾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在两年多的游击状态下，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不但保存了有生力量，还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这些成就与他们在困难条件下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会师时，包括贺龙在内，“干部战士的服装七长八短的，腰上拴一根布带，有包帕子的，戴军帽的，有的还留着长长的头发，在武器装备方面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都有”，“因为这一带的根据地里的老百姓都很贫困，补给成问题”[5]。在困难条件下，红二军团依旧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推动了黔东苏区的成功开辟，为会师提供了立脚点。
　　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被敌截成数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中，形势非常不利。任弼时等率领主力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当时，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稀缺的情况下，仍然凭着坚强的意志，手拄木棍，领导全军行动[6]。红六军团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恶劣的条件，终于和红三军顺利会师。
　　不怕牺牲。红三军的英勇无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有详细的记载。1934年10月28日的《济川公报》载，七师师长卢冬生“标〔骠〕悍，每战必猛勇前驱，贺部依若长城”。11月1日，该报刊登了与接应红六军团的红三军交战的情况：“龙潭二十八日电：……沿途与敌接战多次，自铣（16）日起至马（21）日止，……甫至龙池附近即与敌主力接触，激战数小时，其顽强抵抗，纯用肉搏，往复冲锋，不下七八次。”[2]507-508虽然该报对红军的报道多有诋毁、失真之处，但不难看出红三军与敌交战时的英勇无畏。
　　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同样具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甘溪战斗中，红五十一团一名红军战士高举两枚手榴弹，跳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防守甘溪掩护主力部队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损失很大，仅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后卫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敌军浴血厮杀一昼夜，进行了艰苦的白刃战。团长田海清英勇战死，整团800余人基本全部牺牲。甘溪突围后，任弼时率领部队前进到一个山崖口，路窄天黑，拥挤的队伍出现了混乱。敌人又从后面包抄过来，情况紧急。任弼时立即站在高处指挥部队，直到最后一支队伍通过。紧要关头，任弼时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干部战士们一个个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些本来心慌的战士，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7]112。红六军团在冲破敌人围剿过程中，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奠定了与红三军会师的基础。
　　两军团首长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
　　贺龙是红二军团的最高军事首长，任弼时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与最高负责人，二人都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面对革命斗争中的挫折与困境，信念坚定、积极乐观。这种对革命事业的乐观主义鼓舞着两军战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斗，推动了两军团的顺利会师。
　　在长期的游击战中，红三军军事首长贺龙具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1933年8月，“烧巴岩会议”后，贺龙率部游击到宣恩时，突然传来夏曦退出鹤峰，最后一块湘鄂边苏区也丧失的消息，引起了众多指战员的不安。贺龙坚定沉着地对全体指战员讲话：“苏区失了，志不可丧失。我们绝不能因为遭受挫折就惊慌失措，灰心动摇。‘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失去了一个苏区，我们有决心创造个更大的苏区。”贺龙的讲话“驱散了大家心头的阴影，坚定了红军指战员革命到底的信念”[2]51。在贺龙乐观豁达革命态度的鼓舞下，红三军成功开辟了黔东苏区，为两军会师提供了立足点。
　　红六军团西征过程中，在危险、困难、挫折的处境下，任弼时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鼓励部队坚定与红三军会师的信念。有的干部抱怨：“部队天天跑，不知要跑到哪里去……”任弼时说：“同志！现在是有困难的，要革命嘛，就有困难，这点困难是暂时的，克服了就是胜利。”这个干部很感动，马上作了检讨[7]111。撤出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主力依然处于敌重兵包围中。主力于10月17日再次进入甘溪，拟通过镇远、石阡敌封锁线，向印江、江口、平贯、马坊坪前进时，被湘敌李觉发现，随即湘敌进行严密封锁并逐渐压迫。为避免与敌纠缠，主力决定趁夜急行军进入一长30里的夹沟。进入夹沟前，任弼时动员：“我们都是土地革命中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要坚决勇敢地打过去。”他鼓励指战员：“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过去就是胜利。用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冲过了峡谷就是光明！”10月18日，主力进至距石阡70里的冷家榜，冲出了黔、桂、湘敌人的重兵包围。至此，红六军团打破了湘、桂、黔敌重兵的围追堵截。24日，与红三军在木黄会师。任弼时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对鼓舞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坚定会师信念，推动两军顺利会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军团拥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红二、六军团皆是真挚为民的部队，又能够保持严格的纪律作风，因此深受川黔边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两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重要条件。
　　黔东苏区的创建离不开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立黔东苏区前，红三军因没有群众的支持，长期过着流动生活。1934年6月19日，贺龙等率红三军进驻沿河县枫香溪（今属德江县）。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大力开展创建黔东苏区的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等，得到了群众广泛欢迎和拥护。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促进了黔东苏区的建立，这块苏区为两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六军团依靠群众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红六军团因其严格的纪律作风深受黔东人民拥护，在群众的帮助下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被敌人截成数段，被截断的部队皆在当地村民的带路下转移到安全地带。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分散开来的各部先后与红三军会师也离不开当地群众的帮助。李达率领的一部从当地群众处打听到红三军线索，从而有了方向。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一老猎人的带领下穿越夹沟，最终突破敌人严密封锁，在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过夹沟后，掩护主力的五十团与主力失去联系，找到一名群众带路。这支部队10月23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苗王山会师。
　　苏区群众支援会师后的红六军团。红六军团长期远征急需休整，黔东苏区人民在物资、住宿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红六军团主力10月24日到达木黄后，据通讯班副班长林文兴回忆：“木黄人民给我们的军队支持、筹粮、帮助我们带路，付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木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部队不一定会那么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0月26日下午，两军团80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集结于酉阳县南腰界，驻满了周围20里内的村村寨寨。苏区人民在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显朝及其他干部的动员下为红六军团腾房让铺、筹粮、送菜、送油盐。红六军团得以短暂休整，离不开苏区群众的拥护、帮助和奉献。
　　两军团具有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
　　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一方面是指会师的目的达到了，会师是顺利的，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次会师是团结的。实现团结会师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军首长和战士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
　　两军团互相支持帮助。红二军团对红六军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是掩护、协助其休整。贺龙十分关心两支部队的团结。在木黄时，贺龙与任弼时商谈后，要求“尽一切可能做好接待远道来南腰界的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准备工作”[2]62-63。前往南腰界的路上，贺龙派人用担架抬着虚弱的任弼时、萧克行军。红二军团指战员热情地为红六军团的战友扛枪、背背包、抬伤病员，许多同志还送上自己的草鞋、衣服和被子。1934年10月26日在南腰界，红二军团又抽出一批精壮骡马送给红六军团，各师、团派人上山割来细软的茅草送给红六军团作铺草，拿出个人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此外还送粮、送肉，承担警戒、勤务，保证战友吃好、休息好[4]62。
　　红六军团对红二军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是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任弼时非常关心两军的团结问题，为加强与红二军团的团结，将红六军团的大批政工人员调往红二军团，临走前告诫这些干部：“总的精神是想把二军团搞好，团结好，扶持那个部队，把党的工作恢复起来。”[8]此外，任弼时还主导了对夏曦的批判。10月26日下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在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召开两军领导人会议，与萧克、王震在会上“积极支持贺、关对夏的斗争，指出其错误”[9]，进一步团结了红二军团全体指战员。
　　两军团齐心协力会商战略方针。10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任弼时、萧克、王震与贺龙、关向应在木黄开联系会，研究决定两军团下一步以梵净山为中心开辟根据地。24日晚，任弼时与夏曦、贺龙在石梁会商整顿部队、统一建制以及两军未来集中行动战略方向等问题。会议决定：加强黔东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巩固发展黔东苏区、建立新根据地。10月26日，两军全部集结于南腰界。任弼时、萧克、王震与贺龙、关向应又进行会商，决定两军行动方针为：（廿八日）向龙潭前进，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用秀山附近民众根据地，且向凤凰、乾城发展。
　　促成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主要条件有：共同奋斗目标的指引，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发扬，两军团首长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苏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的保障。两军团在会师过程中积淀的红色基因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应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作者 任相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