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陈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邓小平此时在中央秘书长任上，二人由此相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携手逐鹿中原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2年春，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两人共事了一段时间。次年5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来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陈毅则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
　　两人再次相逢已是1944年初。1943年底，陈毅遭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排挤，奉党中央指示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当时，邓小平在山西省左权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陈毅经过这里时，与邓小平见面长谈。休整近十天后，陈毅一行离开，邓小平派人沿途保护他们的安全。
　　1947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挺进大别山。同时，陈（赓）谢（富治）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
　　1948年2月，鉴于中原地区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刘伯承、邓小平希望中共中央调派一位富有土地改革与财经工作经验的大员到中原，“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后来，他们听说粟裕向中央提议搁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的计划，集中主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陈毅已从陕北开完会回到华东野战军部队，于是把目标放在陈毅身上。
　　4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发电中央，请调陈毅到中原工作，提出以陈毅同志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组织中原军区两条建议。针对陈毅到中原后的军职，他们提出三个方案：（一）陈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任军区与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任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二人还建议：“不管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东野战军职务不变。”
　　5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以现中原局力量实难胜任，建议彭真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邓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陈毅兼中原军区第二司令员及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此时，中央已基本确定中原解放区的干部配备。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其中对中原解放区的决定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从此，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共同配合，南线形成一个指挥中心。
　　6月14日，陈毅和邓子恢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豫西宝丰县。自1945年8月在延安分别以来，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已近三年没有见面。阔别重逢，三个四川老乡开怀畅谈。
　　6月17日，中原野战军机关及驻地附近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召开。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7年12月以来作出的重要指示，极大鼓舞了中原野战军指战员的信心和士气。会后，陈毅迅速进入南线的协调和指挥中枢，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组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
　　当时，中原野战军准备发起老（河口）襄（樊）战役，华东野战军打响了豫东战役。为配合豫东战役，中原野战军暂停老襄战役，急调1、2、3、4纵队和华东野战军10纵队在平汉线阻敌北援。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后，老河口、襄樊之敌孤立失势。7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令中原野战军6纵、桐柏军区主力等部乘机发起老襄战役，歼敌2.1万多人，俘敌1.7万多人。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期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需刘、陈有力配合”的指示，指挥中原野战军在南阳、确山间，许昌、漯河以西地区及大洪山、桐柏山广泛出击，10天收复6城，牵制了中原南部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作战。
　　11月中旬，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及谭震林5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
　　11月23日，总前委指挥部移至宿县临涣集以东小李家村，作战室设在村内一户富农家中堂屋，室内挂满大大小小的军用地图。刘伯承住在旁边内外套间的里间，邓小平、陈毅合住外间。经过66天的战斗，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邓小平、陈毅一同赴会，刘伯承留在前线。会后回前线途中，由于部队正处于渡江战役前的休整状态，邓小平、陈毅的心情轻松不少。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顺便登了泰山，还去曲阜参观了孔庙。
　　共同“收宁入沪”
　　1949年3月21日，邓小平、陈毅等率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对准备参加渡江战役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实施集中统一指挥。4月3日，邓小平、陈毅率指挥部精干人员进驻合肥东南的瑶岗村。此时，刘伯承已从皖北奔赴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桐城，准备西突击集团的渡江作战。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0日夜至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胜利的消息传到总前委驻地瑶岗村，邓小平、陈毅兴奋不已。
　　27日凌晨4点，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总前委的电报，提到“35军到南京第二天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邓小平和陈毅在向南京进发途中接到电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到南京，他们就检查了入城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
　　28日清晨，邓小平、陈毅来到总统府东花园，见满地是水，连走廊里的红地毯也泡在水中。一问得知是战士对自来水龙头好奇，扳来扳去洒了一地水。陈毅命令部队把屋内外打扫干净，除站岗执勤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出总统府。
　　5月1日晚，陈毅先行离开南京，在镇江稍作停留，随即转赴丹阳。邓小平因在南京整顿部队纪律，6日深夜才赶到丹阳。陈毅一时兴起，拉着邓小平上街找铺子吃宵夜。三更半夜，只碰到一个卖馄饨的挑子，他们大吃了一顿。
　　此时，中央全权委托邓小平、陈毅筹备接管上海事宜。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第一政委，主持华东局工作。陈毅为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长，主持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为做好进入上海的入城政策纪律教育工作，总前委决定在丹阳举行参战部队官兵和接管上海干部专题整训。从5月初开始，参加接管的5000多名干部在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下于丹阳集训。集训期间，请地下党的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教育大家要充分认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提出“军队不入民宅”等入城纪律。接管干部还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解放军严守纪律，受到人民群众拥护。
　　进入上海后，邓小平、陈毅先后迁入上海湖南路262号公馆（湖南别墅），并且是楼下和楼上的邻居。工作之余，他们偶尔一起下围棋、在花园散步，或一起招待客人。
　　面对接管上海千头万绪的工作，邓小平支持陈毅将“打虎”作为突破口。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要严厉打击上海日益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6月7日晚，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决定以政治打击为主，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查处银元、黄金、美钞的非法流通和投机行为。上海的金融投机活动很快得到了遏制。
　　不久，经中央决定，陈毅留在上海率部经略东南，邓小平和刘伯承一同挥师向大西南进军。离开上海前，邓小平在笔记本上工整地记下了陈毅办公室和家中的电话号码。
　　情系非常岁月
　　1952年夏，邓小平从西南地区调往中央工作，任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秋，陈毅从华东地区调往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长期兼任外交部长。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国务院共同协助周恩来工作。
　　1955年，陈毅一家搬进中南海。1957年，邓小平一家也搬进中南海。在一条胡同里排列着四个四合院，一院为李富春家，二院为谭震林家，三院为邓小平家，四院为陈毅家。从邓小平家的后窗可以看见陈毅家的小前院，两家来往甚密。当时，邓小平、陈毅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任职，两人总是一起去开会。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和陈毅的小女儿珊珊同岁，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两人一起玩游戏，去少年宫学钢琴、学游泳。有一段时间，毛毛几乎每天去陈毅家，珊珊还带她去看陈毅的元帅服。据毛毛回忆，四川人的通病就是嘴馋。邓小平知道陈毅爱吃东南亚那种味道很怪的水果榴莲，于是每逢外国友人送来榴莲，一定把大半送给陈毅。而每逢此时，陈毅又会约另一个榴莲爱好者廖承志来共同品尝。邓小平偶尔得到一点好的葡萄酒，也总是和陈毅共尝。
　　邓小平和陈毅都是体育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人经常去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赛。1964年初夏，巴西著名足球劲旅马杜雷拉俱乐部来华访问，邓小平、陈毅等观看了他们的比赛。陈毅还时常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介绍围棋选手，请他们关心围棋运动，并对邓小平说：“总书记，你要多支持啊！”
　　1967年春，邓小平被判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他在中南海的住所被监管。一天，毛毛和姐姐从家中外出，走到胡同口时，她们看见陈毅带着警卫员正往家走。毛毛和姐姐从未见过陈毅这种严肃和沉默的样子，正想绕道走开时，陈毅看见了她们，疾步走来问候：“都好吗？”她们鼻头一酸，强忍住泪水说道：“都好。”陈毅连声说：“好，好。”
　　1969年，陈毅先被安排在北京京郊南口车辆厂参加劳动，后下放到石家庄，邓小平则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他们的子女也大都被下放劳动和插队。1972年1月6日，邓小平一家通过广播得知陈毅因病逝世，悲恸不已。
　　1973年初，随着形势好转，邓小平夫妇回到北京。当听说陈毅夫人张茜不幸患癌，他们立即带着毛毛去医院看望。此时，珊珊刚从英国回来看望母亲，也在医院。张茜身穿宽大的病员服，人已相当瘦削憔悴，她含泪向邓小平夫妇讲述了近年来家里的遭遇、被下放到石家庄后的生活以及陈毅追悼会的情形。自知余日不多的张茜，对邓小平和卓琳托付后事。她指着珊珊说：“珊珊还在英国学习，我就托付给你们了。”卓琳禁不住落泪，邓小平点点头，对她说：“看着珊珊从小长大，从今天开始，我收了一个女儿。”
　　对于邓小平和陈毅的关系，毛毛描述说：“他们是同志，是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如兄弟，胜于兄弟。”
　　作者 水新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