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7月出生在红岩村，后进入红岩托儿所，从此沐浴在党的温暖阳光下，在革命大家庭中幸福成长。妈妈多次讲，我和其他小朋友经常受到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的爱抚，他们抱抱这个，逗逗那个。每个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也成为大家的宝贝。那时红岩人的革命情谊不是当今人们所能想象的。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为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走到了一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大家以后都成为了一生的亲人。
　　调动
　　我的父亲罗清（又名郝文彪、郝威）和母亲蒋金涛（又名蒋宪端、金涛），均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在游行中挨过军警的拳头、遭过水龙冲。父亲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委员，母亲画宣传画，还拍摄了一二·九运动的大量珍贵照片。一二·九运动之后，父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父亲从北平回到老家重庆，9月底参与建立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任工委委员、市委委员。1938年7月，董必武给父亲交办任务：“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创办一所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父亲向重庆市委传达了董老的指示，市委领导廖志高、漆鲁鱼、杨述等参与研究并决定，由郝威（父亲当时的名字）同志负责办理此事。
　　仅筹备两个月，到了9月，重庆清华中学就开学了。母亲与黄觉庵、陈洛等地下党员被调到学校，以教员名义开展工作，很快建立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政治、讨论形势，还到附近农村中宣传。不少进步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包括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父亲多次被特务跟踪。父母的身份已有所暴露，南方局组织部遂将父母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分配到外事组工作，父亲任翻译小组组长，母亲任外事组秘书。
　　此后，父母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做了大量对外宣传工作。
　　宣传
　　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是将我党政策、领导人文章和解放区情况译成英文，编辑出版宣传小册子, 大量散发。同时，分送各国驻华使馆，通过外国记者和友人传往国外，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亲自和各国朋友广泛接触，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除口头介绍，他还非常重视向外国友好人士直接提供英文翻译材料。1941年冬，周恩来指示父亲和母亲负责编译出版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由于物质条件限制，最初只能出油印本，汇集了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有关我党抗日救国主张、解放区军民抗日战绩以及评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社论和文章。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父亲后来又与《新华日报》的熊瑾玎、汤宝桐一起筹办了英文铅印车间。从1943年起，重庆办事处开始发行铅印的英文小册子，先后出版过10多本，每本3万至5万字，其中包括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两个中国之命运》等重要著作。这是我党外事宣传工作的新发展。相比油印本，铅印本的印行数量大为增长，最多时一册书发行好几千份，与当时国民党报刊的发行量差不多，相当可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拿给父亲两本英国出版的书，其内容都是从他们在重庆编译的英文小册子里选出的社论、文章、通讯和特写等，可见这些小册子在国际上起到的宣传作用。其间，翻译队伍不断扩大，李少石、章文晋、柳无垢、陈浩、邓光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他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将外国报刊上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译成中文，编辑成名为《他山石》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他山石”一名，援用《诗·小雅·鹤鸣》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句，由董老取名并题写小册子封面。当时，各国进步人士和新闻记者，如《纽约时报》的索尔兹伯里、苏兹贝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康汉，《生活杂志》的卢斯等，采访和撰写了许多新闻和通讯，对我国解放区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形做了如实报道，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批评和揭露。《他山石》登载了这些文章的中文译文，使当时生活在严密新闻封锁中的国统区人民，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军民的英勇业绩，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受到各界爱国同胞和进步人士的赞扬。《他山石》先后印发了近十期，在特务横行的国统区，许多同志和朋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广为传播。
　　我就是在这个时期降生的。听父母讲，我家住的房间，其东边相对的房间住着周恩来、邓颖超。父母担心他们嘀嘀嗒嗒的打字声和我的啼哭声会影响工作到半夜才休息的周恩来他们，只好调整打字时间，并走来走去抱着、哄着我，妈妈唱着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在歌声中我甜蜜入睡。
　　情结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借以拖延时间，为打内战做准备。
　　当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为了解会议进展情况，特别是中共对谈判的态度，纷纷要求我方每天用英文发表谈判消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驻地的文字翻译工作更加紧张了。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父亲他们搞到了一部卷筒油印机，把新华社发表的稿件翻译后油印成英文新闻稿，每天出一两次，分送给各国新闻社和报社驻重庆记者，及时提供中共和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主张。这个时期，翻译队伍大为加强，最多时达20人。
　　1946年4月，国民党即将发动内战。周恩来交给父亲一项紧急任务——为了储备干部，以国共整编军队谈判时我方需要英语翻译的名义，从重庆、成都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中选拔外语人才。父亲与每个人面谈，共选拔了79人，带到张家口进行培养。这批干部后来成为了我国外事工作的骨干力量。
　　同年5月，母亲随董必武撤到南京，接着被分配到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工作，不到3岁的我也被抱在妈妈怀中随行。听妈妈讲，一路上很危险：国民党给董老派的这架飞机在起飞不久就出现发动机故障，又飞回重庆，换了一架飞机才走成，这估计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出生8个月的弟弟明理，则被留在重庆的爷爷家，数年后才被接回北京的家。7月，我被送到上海的外婆家，由外婆抚养。
　　这时，母亲已被分配到晋察冀广播电台主持英语广播编辑工作，需取道天津去阜平。两个红岩托儿所的孩子乐天、乐妹（荣高棠和管平的子女）也正好要从上海送到天津的姥姥家，就由我妈妈一起带走。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上险象环生。尽管“临时妈妈”事先千叮万嘱，要乐天、乐妹在船上不要乱讲话，可开船不久，兄妹俩就讲开了：延安的大红马，毛主席……刚被制止，乐妹又唱起了《东方红》，乐天大声叫：“妈妈不让唱东方红！”幸运呀，旁边没有特务。
　　红岩托儿所的孩子们各奔东西，除我们这些投亲靠友之外，更多的是由父母带着随周恩来回到延安。虽然离开了红岩，但红岩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情结。许多年后，父辈们依然难以忘怀红岩岁月，时常忆及当年火热的斗争生活。而我们这些红岩托儿所出来的人，至今延续着父辈这份深厚而绵长的红岩情。
　　作者 郝锦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