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逐渐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罗世文、张露萍、盛超群、杨汉秀等红岩英烈也曾因种种原因到过延安，并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战斗。延安宝塔山是他们的精神灯塔，成为他们革命斗争历程中的精神支撑。
　　罗世文：工作变动赴延安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留学苏联，1928年回国。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委员等职。1940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时，他组织成立秘密支部，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1946年7月，罗世文由贵州息烽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牺牲于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1933年秋，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受中共中央派遣，与廖承志一同前往川陕苏区工作。到川陕苏区不久，二人就因为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遭到非法关押。直到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合后，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出面关切，罗世文、廖承志才得以完全恢复自由。之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罗世文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授革命理论。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罗世文随校一起迁至延安。
　　到延安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罗世文在校继续培养革命干部。他在抗大共执教两期，即第一期和第二期。当时抗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第一期专职教员仅3人，罗世文是其中之一。抗大校友吕瑛在文章《一页回忆》中提到：“当时罗世文只有一条被子，用一块像抹布一样的黑毛巾，戴着极深的近视镜在那里孜孜不倦地看书。”
　　抗大第二期除培训红军干部外，还成批次培训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来自国统区的学员被编成第四大队，由董必武领导。罗世文作为抗大为数不多的具有留学经历的教员，被选中与张闻天、博古、张爱萍等一起，教授第四大队的政治理论课，主讲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他也给第二队讲社会发展史。罗世文讲课通俗易懂、幽默风趣，深受学员欢迎。曾在抗大学习的杨秀山将军回忆，每当罗世文来上课，他就喜欢问：“今天讲什么呀？”罗世文总是幽默地回答：“讲猴子变人嘛！”同学们就知道今天是讲社会发展史了。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总结和批判，罗世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具体鲜活的案例，深入揭露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和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
　　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巩固扩大抗战力量，同年8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了罗世文，向他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派其回川开展工作，并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四川实力派人物政治立场的变化情况。
　　接到命令后，罗世文重返四川继续战斗。他在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积极指导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创建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
　　在延安的经历对罗世文的影响十分深刻。1938年春，罗世文途经重庆时有感而发，写下怀念延安的名篇《客渝题延安宝塔》（二首）：
　　其一
　　巍峨宝塔立中央，砥柱擎天荫四方。
　　纵使环球风雨变，敢销兵气日重光。
　　其二
　　延安圣地正春风，含笑梅花映日红。
　　且喜山川多蔚秀，物华天宝庆丰年。
　　张露萍：探索真理赴延安
　　张露萍（1921～1945），四川崇庆（今崇州）人，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1938年到延安后改名黎琳。1939年被派往重庆，在军统电台特别支部开展工作，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领导。1940年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1945年牺牲于息烽快活岭。
　　1935年，张露萍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同学车崇英的父亲——原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在车耀先的引导下，张露萍的思想日趋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在四川总队的一次集会上，中共秘密党员韩天石向与会人员讲述了延安的生活，张露萍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张露萍在实践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1937年底，中共四川省工委要输送一批爱国青年到延安，经车耀先介绍，张露萍去延安的请求得到批准。1938年2月3日，在成都抗日后援会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张露萍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
　　张露萍改名黎琳，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延安的艰苦生活和紧张学习，让她快速成长。1938年3月27日，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在这儿的生活很好，每天上课是忙极了……虽然陕北现在已经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罢。中国人民的军队的八路军和边区亲爱的同胞们是会保护你们的孩子的……还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八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张露萍从陕北公学毕业后，转入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第五队（女生队）继续学习。在抗大期间，她因为经常在集会上指挥同学们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被同学们取了个“干一场”的绰号。每逢集会，同学们总喜欢喊：“‘干一场’，来一个！”张露萍便大大方方地站出来，举起手指挥大家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毕业前夕，张露萍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1938年10月26日，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进入中央军委通讯学校拐峁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被调到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秘书和组织干事。
　　在延安，张露萍还收获了爱情，与抗大同学陈宝琦（后改名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部长）结为革命夫妻。李清在《45年的等待：我与张露萍》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张露萍在延安的情况，清晰记得张露萍转入抗大后，因听不懂教员的课急得掉眼泪的样子，以及张露萍穿着紫红毛衣站在队列前面指挥大家唱歌的形象。
　　张露萍与李清结婚不到半年，就被党组织派回四川开展统战工作，后又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领导同志秘密建立军统电台特别支部。据李清回忆，张露萍离开延安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诉说相思之苦，但信中未曾留下通信地址，后又托人给他捎过一包水果糖。
　　尽管深切惦念李清，但张露萍始终遵守秘密工作原则，不曾透露自己的身份，这也导致延安的同学和战友以为她叛变了。即便1953年张露萍被评定为烈士，外界也并不清楚张露萍就是黎琳，致使黎琳一直背负着“叛徒”骂名。直到1983年对烈士进行复查，经张露萍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人叶剑英证明，张露萍就是黎琳，外号叫“干一场”，才让黎琳洗清了骂名。
　　盛超群：逃离军校奔延安
　　盛超群（1919～1949），重庆云阳人，先后在云阳、成都、万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10月，受聘为《中外春秋》万县分社经理兼主编，1946年受聘为万县《春秋新闻》总主笔，以笔为枪，揭露反动派种种罪行。1948年4月第三次被捕，关押于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
　　1936年，盛超群因揭露云阳土豪劣绅剥削农民的黑暗现实，引起反动势力不满，被云阳县立中学开除学籍。随后，他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是南京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特别是蒋介石的“先剿共，后抗日”政策，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慨。军校迁到武汉后，民主人士李公朴经常到校讲演，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盛超群愈发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和军校的专制管制，产生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强烈欲望。他冒着“脱离学校逃走者捉回枪杀”的风险，逃出了军校。
　　盛超群先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寻机前往延安。1938年初，临汾被日军占领后，他和学校师生持李公朴的介绍信，徒步来到延安。经抗大教员、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艾思奇介绍，盛超群进入抗大第四期军事队学习。
　　延安的自由空气，让盛超群激动不已。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抗大战士非常光荣。”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静静的延河》《哨兵曲》《青年女战士》等诗歌讴歌延安。他在《静静的延河》中称，延河是他最留恋的地方，“她无纹的心波，安慰着培养着大地的儿女们走向新中国的道路”。他的《哨兵曲》则形象地描绘了哨兵站岗的情形：“握着古俄罗斯的枪支，在营门外来去……足有一颗愤怒底（的）对敌的心。时间一秒两秒的过去，又传来哦哦的鸡鸣。离开我的岗位，交代了口令——又交代了敌情。脱去棉袄爬上土炕，呼呼地睡去，梦里又在袭击敌人。”
　　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大多兼顾抗大的教学工作，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给抗大第四期学员上过课。据抗大同期学员李蓟回忆，一次毛泽东讲授《论持久战》，讲到关于去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及当前战局和任务时，学员临时按广场地区划分大组，围坐成圆圈进行讨论。盛超群即兴发言：“我家是大后方，虽然家人没有被杀害，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世界人士所共知的事实，敌后的父老，也就是我的父老，日寇要灭亡我们，我们救亡图存，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我坚决要求去敌后工作。”
　　会后，盛超群等几位川籍学员仍讨论不休，其中一位同志关于去川康边境垦殖、建立游击基地的提议，得到大家认同。经过商量，盛超群、李蓟等四人起草了《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川康边区垦殖工作计划》，并报组织批准。为此，抗大党务委员会书记张际春召集盛超群等人谈话，作了工作指示。1938年夏，盛超群按照指示，回到四川筹备垦殖工作计划。
　　因客观条件所限，垦殖工作计划未能实现。于是，盛超群回到家乡云阳四处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的战绩及延安军民同心协力救亡的情况，鼓动民众踊跃抗日。尤其是在母校云阳中学的讲演，激起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许多青年都渴望去抗大学习。在盛超群的宣传配合下，经云阳地下党组织动员，仅云阳中学就有二十多人北上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盛超群还将在延安所写的诗歌寄往《万州日报》《云南日报》《战歌》等报刊公开发表，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同时，为国统区人民了解陕甘宁边区生活提供媒介。
　　杨汉秀：一心抗日去延安
　　杨汉秀（1912～1949），四川广安人，其伯父为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1946年受党组织派遣，杨汉秀随周恩来到重庆从事统战工作。她历经三次被捕入狱，1948年第二次被捕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通看守工作，争取到春节大放风机会。1949年重庆九二大火灾给人民带来灾难，她痛斥杨森反动成性，被杨森派特务逮捕。同年11月23日牺牲于歌乐山金刚坡。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后，朱德带领四十多名政工人员到杨森部工作。杨汉秀十分羡慕那些剪短发的女兵，萌生了当女兵的强烈愿望，多次央求朱德带她去武汉进军政学堂读书。后因杨森叛变革命，朱德和他带来的政工人员紧急撤退，杨汉秀没能如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杨汉秀从报纸上得知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正带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北上抗日。
　　1939年夏，杨汉秀化名杨稚华，在家庭教师、中共地下党员朱挹清的帮助下，进入成都一家报社做校对工作，等待去延安的机会。1940年1月，她搭乘西北工业合作社的货车去延安。但刚到宝鸡，就因为国民党严密的封锁线不得不折回秦岭，改道山西时参加了干玉梅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同年夏，杨汉秀随干玉梅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朱德，后随朱德到了延安。在延安，杨汉秀改名吴铭，先后进入延安女子大学第七班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
　　在校期间，杨汉秀学习十分刻苦。据鲁艺校友林军在《怀念吴铭》一文中回忆，1944年杨汉秀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但她仍坚持作画，常把画作拿出来交流，她在画艺上取得了明显进步。杨汉秀还把老家寄来的钱和营养品送给有需要的同志。鲁艺校友张望在《延安鲁艺的骄傲——悼念烈士杨汉秀同志》中回忆：“别看她是个典型的四川小个子身段的女同志，学习、劳动都很卖力。”“当年吴铭所属的支部书记、辅导员、学习班长都一致认为：吴铭这孩子学习、生产都好，又靠近党。对病号很关心体贴，主动打饭、打开水……样样都周到。”
　　尽管如此，因为出身问题，杨汉秀遭受了不少质疑。常有人在背后议论她“娇气”“落后”“不合群”，她的入党申请也始终得不到批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杨汉秀被诬蔑为“特务”“内奸”，遭受审查和关押，直到朱德回到延安为她作证才得以摆脱罪名。
　　在磨砺中，杨汉秀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她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离开延安前往关中地区工作，并参加了爷台山战斗。抗战胜利后，她调到八一剧团担任美术教员。
　　1946年3月，杨汉秀返回延安，从朱德和即将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的王维舟那里得知党中央决定派她回川利用家族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恰逢周恩来由渝回延，杨汉秀提出想见周副主席。经王维舟介绍，第二天周恩来就接见了她。
　　周恩来向杨汉秀详细讲述了重庆相继发生的沧白堂、较场口、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事件，嘱咐她做好可能受到特务跟踪、殴打甚至长期监禁的思想准备。为便于杨汉秀回川开展工作，周恩来还向她分析了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军阀的情况，以及他们各自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相互间的矛盾。周恩来见杨汉秀身体瘦弱，特批准她一同乘机返渝。
　　1946年3月25日，杨汉秀跟随周恩来来到机场。周恩来得知送行的有杨汉秀的爱人时，十分惋惜，并表示如果早点知道，一定向关中分区打招呼把两人一同调走。朱德夫妇也来送行，康克清见杨汉秀身体单薄，还将自己的羊羔皮大衣解下送给她。杨汉秀到重庆后，在红岩村作了短暂停留，便赶回老家投入新的战斗。
　　作者 华得凤 唐琳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