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毛相林,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来给大家讲讲下庄的那些事。
“井底”下庄,与世隔绝
屈指一算,从1997年到2021年,20多年时间在一个村、一条路上烙下了太多的印记。
下庄村不像是村,更像口井。在下庄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上山鼻杵路,下山腿发怵;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老下庄村的真实写照。
这个像井的村子,坐落在巫山县竹贤乡的大山深处。全村4个社,96户、近400人住在“井底”。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井底”海拔仅200余米。过去,我们与外界联系,只有三条小路。由于条件所限,一直到1999年,全村还有100多人没到过县城,甚至还有50多人没去过30公里外的骡坪场镇。
从我记事起到1997年,有23人因在悬崖砍柴或走路而摔死,有75人摔伤或致残。每年70余吨化肥及生产生活物资,全靠高脚背篓背进山;每年生产的40万斤粮食因山路险要出不了山;年产500头毛猪不能运出“活口”,只得化“整”为零卖腊肉;90多岁的杨婆婆自从18岁嫁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下庄。
说这口不是井的“天井”逼窄了人的视野,限制了人的出路,束缚了人的手脚,一点不为过。很多人曾有疑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待在下庄,为什么不整村搬迁出去。原因有两个,一是下庄这片土地虽然是个“天坑”,但也是祖祖辈辈用心血和汗水打造出来的,这里风景很优美,土地很肥沃,我们舍不得这片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土地。二是人穷志不穷,我们决心开山凿路,既不想给其他村子增加负担,也不想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要有出路,必须修路。最初坚定修路的念头,是在1997年初。
当时,我刚接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到县城党校参加村干部培训班。我看到原来跟下庄一样穷的七星村因为有公路,发展得越来越好,土房茅屋变成了水泥屋;其他参加培训的村干部都穿衬衣、皮鞋,而我却穿着烂解放鞋。我既为自己,也为下庄村村民感到心酸。
回来时我坐在老下庄的“井口”之上,看着万丈绝壁下的下庄,心底翻江倒海: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样,如果再过些年下庄还是老样子,我这村支书就有愧村民,简直就是白干了。村里的年轻人不愿留下来,村外的女子不愿嫁进来,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我们可能就是最后的下庄人了。
我下定决心,要努力改变下庄村的落后面貌。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改变,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修路。
绝壁开路,百折不挠
回村的当晚,我就召集村民开群众会,正式将修路的想法提出来。
在会上,有部分人支持修路,但是更多的人摇头或者持观望态度。一无资金二无机械,要硬生生在悬崖上凿出一条路,当时几乎没有人有这个底气和勇气。
我扳起手指头给大家算起了细账:就算我们村每个人每天只搬20斤的石头、泥巴,每天可以修1米,20年我们可以修15里路,只要有决心,我们绝对可以把路修通。我跟大家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通过反复沟通,多次协调,大家总算达成共识,同意修路。
没有钱,修路就是一句空话。为尽快启动修路测量工作,我劝说母亲拿出了半辈子攒下的700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之后村民们东拼西凑,一共筹集了3960元,请了专业测量师完成公路测量。为了购买修路物资,我又把妹妹寄存在家里的3000元家具款拿出来。但是修路开销大,没多久钱又花完了。我只好卖猪卖粮,后来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1万多元。
1997年农历冬月十二,我们终于在鱼儿溪畔炸响了修路的第一炮。那一天,随着炮声响起,很多人激动地哭了,这是几代人“改天换命”的愿望。然而,在绝壁上开出一条路,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没有工具,我和村民们就腰系长绳,用大锤、钢钎、簸箕等简单农具悬在空中钻炮眼。没有地方立足,我们就在山崖上开一炮,将炸开的缺口作为“立足之地”,然后用手挖,用脚蹬。高山绝壁没有人家,我们就喝泉水、睡山洞。睡觉时,我们还要在腰上拴一根绳子,以防晚上翻身掉下悬崖。
为早日修通绝壁路,我最长一次在工地上驻扎了3个月没回家。有一次,村民杨亨双站在悬崖边钻炮眼,腿抖得厉害,头顶还不时掉碎石。看到这个情况,我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我是修路发起人,最重的活、最危险的活,我必须带头,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
修路是危险的,我们上工地前都签了“生死状”,我带头签字。我向天发誓,这次修路是为后代造福,为子孙修路,如果牺牲了,既不找村干部也不找老百姓。但当意外真的出现时,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还是轻易击垮了我们的心理防线。
1999年8月,26岁的村民沈庆富被峭壁上落下的石头砸中头部,掉下悬崖身亡;同年9月,36岁的村民黄会元被一块巨石砸到300多米的深沟里。两个月里接连失去两条鲜活的生命,路还要继续修吗?还会不会有人牺牲?在黄会元的灵堂前,压力与愧疚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我第一次对修路产生了动摇。
就在全村人陷入悲痛,内心彷徨时,黄会元72岁的老父亲站了出来,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地方这么苦寒,数十代的人受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哪怕我儿子死了,我也期望大家再努力一把,我们公路就修通了,就摆脱这个贫困了……”
老人的话掷地有声,震撼着每个下庄人的心。我含着泪问大家:“同意继续修公路的,请举手!”听着一声声响彻天地的“修”,看着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浑身又充满了力量。第二天,我带着大家上了修路的工地。
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是战胜困难最坚强的力量。2004年4月,历时7年,我们终于在几乎垂直的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长8公里的“天路”,下庄村人走出了“天坑”,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
路通的那天,我找来一辆车,把这条路从头走到尾。全村男女老少,自发形成队伍,跟着车走。队伍中还有80多岁的老人,自己走不了就由年轻人背到公路上。走到终点时,我大声对着乡亲、对着群山说:“今天是我们祖祖辈辈都盼望不到的,我们终于把这条路修通了。我对得起全村的村民,我们没有辜负死去的兄弟们。”
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村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2005年1月,两合村合并到下庄村,村民委员会换届时,我当选为村主任。
从村支书到村主任,虽然工作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我初心未变。虽然公路修通了,但“最偏远的村庄、最贫困的群众、最吊角的农户”的现实写照没有变。戴着“贫困村”帽子的下庄村,让身为党员干部的我又难受又自责。我明白,要脱贫致富,除了修路还得发展产业。要打通致富路,困难丝毫不亚于当初修路,但下庄人绝不轻言放弃。
脱贫之路艰难而曲折。听说漆树值钱,我带领村民培育出2万余株漆树苗,没想到当年夏天全热死了。见其他村种桑养蚕赚了钱,我又号召村民跟着学,结果桑树长得不错,蚕子却死个精光。我还在村里养过山羊,最终也失败了。一次次失败,让当初那些甘愿将命交出来,和我一起在绝壁上修路的群众意见很大。我明白了“不能蛮干,得相信科学”的道理,然后主动在村民大会上作了检讨。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摆脱贫困,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下庄村走出一条产业脱贫的新路子。一次,我在县城吃到一种西瓜,觉得特别香甜,我又动心了。打听到钱家坝的西瓜很出名,我和班子成员乔装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把“触角”直接伸到“瓜田李下”,偷师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两次。脚底磨起泡了,我们套双袜子又出门,直到把结满圆滚滚西瓜的田地复制到下庄为止。下庄村终于有了第一个像样的产业。
西瓜种植成功后,村民们信心大增。2014年,我又请来市县农业专家对下庄村的海拔、土壤、气候、水分、阳光等进行深入考察,最后确定发展纽荷尔柑橘、桃、西瓜三大脱贫产业。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到产业发展较好的地方讨教学习,摸清销路,还买来书一点一点研究。我们一块地一块地走,一户一户上门教。几年下来,全村种下650亩柑橘,每年增加收入200万元左右。
我还结合下庄村实际,制定了“瓜果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种芝麻、小麦,配套开榨坊和加工厂。如今,650亩柑橘套种了小麦、红苕、土豆,150亩桃园套种了西瓜,全部按照绿色食品标准进行种植。
现在,我们下庄全村人均纯收入8000余元;全村58户人家,有42户在骡坪场镇、巫山县城买房或建新房;村民们购置了小汽车、摩托车……
2021年2月25日,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第一个上台领奖。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说:“你辛苦了!”我激动地回答了三个字:“不辛苦!”我生在下庄、长在下庄,能为乡亲们做点事,是我的本分,谈什么辛苦呢?合影时,我坐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中间。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在下庄文化广场一侧,有一块“下庄筑路英雄谱”,上面刻着100多位当年以生命挑战悬崖的村民姓名。不等不靠、敢闯敢拼、百折不挠的下庄精神,将被一代又一代下庄人传承下去。
作者:毛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