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年度藏品鉴定评级工作会。会议期间，文物鉴定专家对藏品“1949年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书”的来历产生了疑问，同时认为该“血书”可能并非用鲜血所写，要求红岩博物馆进行考证。会后，笔者联系并走访了相关当事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严谨考证，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初探馆藏档案
　　这封“血书”写在普通棉布上，笔者对其内容整理如下：
　　我的孩子，刽子手已经准备好杀人的枪刀。我在用血给你写信，永别了孩子！
　　当你长大的时候，如果吃人的制度还没有崩溃，那你就举起武器摧毁它。如果它已经垮了台，那就跟着党坚决革命到底。把这曾经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国土，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孩子，你可以忘记你的父亲，也可以忘记你的母亲，可是你不能忘记了阶级敌人，接过我们手中的红旗，把它高高地举起，永远要斗争，永远要革命，永远要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全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彰显了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与理想，寄托了革命先烈对后人的殷切期许。
　　笔者查证了红岩博物馆的藏品档案，确认“血书”的捐赠者为“红岩房东”饶国模之女夏静（已去世）。该档案详细记录为：
　　“血书”是当年渣滓洞监狱一烈士服刑前写给自己孩子的，这孩子后来由一农民带出，血书可能是附在孩子身上或其他什么地方。该孩子由饶国模抚养过，故此血书就到了饶国模手中。（19）60年饶去世后，夏静之女（夏丹霞）在一旧衣包袱中发现，因生前未曾听饶谈过此子，“血书”的作者、来历之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注：上述情况仅为夏静口述，翔实与否，有待查证。
　　文物搜集者：廖隆富（已去世）、刘立群（已退休）
　　1979.10.18
　　走访相关人士
　　根据档案线索，笔者联系到当年的记录人、原红岩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刘立群。他表示，由于时间久远，且藏品主要征集负责人廖隆富已去世，具体情况已记不太清。但他认为，“血书”自1979年入馆以来多次未被纳入文物鉴定评级，最主要的原因是“血书”可能并不是用鲜血所写。
　　笔者随即走访了夏丹霞。夏丹霞看过档案记录后表示，档案记录有误，遗孤和“血书”是两件事，可能当年被母亲混为一谈了。
　　夏丹霞首先回忆了档案中遗孤的情况。1943年，饶国模抚养过一个从歌乐山送来的小女孩。据说她的父母被囚于歌乐山，后被特务枪杀。小女孩姓孙，当时1岁出头，与夏丹霞同龄。刚到饶国模处时，她衣物破旧，并未携带“血书”。饶国模给她和夏丹霞各自买了新衣服。饶国模将她抚养到10岁左右，后经党组织查找，把她送到上海亲人处，此后再无联系。
　　接着，夏丹霞回忆了“血书”的情况。她说：“重庆解放前，外婆一家受到国民党当局严密监视，家人们从未见过这封‘血书’。大约1960年，外婆去世前将包裹‘血书’的衬衣拿了出来，说‘血书’是临近解放时，川东地下党送到她手上的，写信的人已经牺牲，是位烈士。但是，外婆没有提及烈士姓名及其他细节。所以，‘血书’并不一定是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所写。另外，‘血书’缝藏在衬衣背部，是我将其取出的。”
　　最后，关于“血书”上的字迹，夏丹霞认为，可能是用红色墨水或颜料所写。
　　来历基本明确
　　近日，红岩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对“血书”字迹进行了鉴定，指出其内容不是鲜血所写，而是用红色墨水或颜料。理由有两点。首先，书信字迹有明显笔锋，推测是用毛笔书写，而非咬破手指所写。其次，血渍经过长时间风干后，会呈现暗红或暗黑色，而书信字迹目前却呈现玫红色，且呈墨水或颜料遇水或受潮后的晕开状。
　　结合口述历史和科技鉴定两方面的考证，“血书”的来历基本明确。这封“血书”并非由渣滓洞烈士遗孤随身附带，而是佚名烈士托川东地下党员带出，再由后者交给饶国模保存。由此，这件藏品应更名为“1949年佚名烈士托川东地下党带给饶国模的遗书”。
　　尽管“血书”的书写者已无法确定，但其背后的故事与传递的革命精神，将继续教育和鼓舞后人。
　　作者 龚燕杰 田正超 王灵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