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红岩博物馆）的史料中，记录着一位特别的人物，她是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总务处处长杜唱初的夫人郑英，人们都称她为“杜太太”。周恩来、邓颖超把她当自己人，向她交代任务，但是在社会活动中，她的公开身份却是一个和共产党接近、从事妇女运动的自由职业者和国民党高官的太太。
　　红岩博物馆收藏了由郑英本人捐赠的三件文物。这三件文物是郑英在参加不同会议时使用的证件，外观均为长条形，材质略有不同，其中两件为丝绸材质，一件为棉布质地，颜色分别为浅绿色、粉红色、大红色。在粉红色丝绸质地的证件上，用毛笔自上而下书写了“副总招待”四个字，“待”字处盖有一枚红色印章，章上的文字为“陪都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筹备会章”。这是抗战时期郑英参加“陪都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筹备会”时使用的工作证。
　　此外，红岩博物馆还收藏了郑英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来往的请柬、照片等，这些文物反映了她特殊的经历和为抗日救亡所作的贡献，也成为南方局开展妇女统战工作、领导抗日民主运动这段历史的见证。
　　统战对象
　　郑英，原名郑清君，190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教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大附中。1936年，在南京新妇女运动总会妇女组任干事期间，与曹孟君、李德全等结识。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郑英在武汉、衡阳、桂林、贵州等地积极参加救护伤兵、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慰劳抗日将士等活动，受到社会好评，也引起了中共高层特别是南方局领导的注意。南方局妇委分析认为，她是可以团结和统战的对象。
　　红岩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访问原《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的编辑、记者罗晓红时，她谈到统战的情形和细节。邓颖超当时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管妇女方面工作。南方局妇女组在红岩村，成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卢瑾（黄柳玲），由邓颖超直接领导。邓颖超不在重庆时，由张晓梅负责。邓颖超、张晓梅负责联系上层人士，如史良、曹孟君、倪斐君、李德全、郑英等。
　　南方局妇女组开展统战工作的策略是，通过国统区合法的组织机构和节日活动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党在国民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安排了自己的同志。这些同志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合法身份是国民党系统的人，与各方面的敌人进行暗战。
　　由于郑英的丈夫杜唱初与何应钦是同乡，拥有强大社会关系，加之杜唱初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职，南方局妇委认为，只要将郑英争取过来，就可以为南方局提供军政情报、调拨资金和掩护地下党活动。于是，南方局妇委于1939年初先后派卢竞如、张晓梅与郑英取得联系，做郑的统战工作。事实证明，郑英没有辜负党和南方局的期望。
　　巧获情报
　　郑英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新华日报》营业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工作，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年后，郑英回忆：“有时是通过张晓梅联系，有时由龙飞虎（当时大家都叫他“老虎”）送信约我到曾家岩50号吃饭。这些信件大都是用当时的毛边十行信笺纸写的，比较粗糙，有些信笺下面还盖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红色印章。信封是直式，左上角往往画有三个十字，表示是急件。信的内容常常只是普通的邀请，有时还会随信送给我一些从延安带来的土产，如小米、红枣、绒线、毛料等。”
　　在馆藏1980年10月9日的采访记录中，郑英讲述了周恩来交办给她的一项任务。一次，龙飞虎代周恩来邀约郑英到曾家岩50号吃饭，一同用餐的还有董必武、邓颖超、张晓梅、徐冰，做饭的是龙飞虎。席间，周恩来问郑英是否认识国民党三青团的头子刘健群。郑英说在结婚前参加北伐时就认识。周恩来说：“刘健群从云南鸡足山下来，一定是蒋介石叫他来的。他上山的原因是，当时他想掌管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结果三厅被我们争取了过来（郭沫若是厅长），他气急了。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和他正在闹家庭纠纷，印了小册子丑化他。这两件事闹得他心情极坏，造成上山去。这次下山必有所为，你能否了解一下他下山的内情。”
　　之所以将这项任务交付给郑英，是南方局考虑到两人之前认识，加之郑英的丈夫杜唱初和刘健群都来自贵州，郑英更容易接触刘健群。而刘健群不是普通人，他曾是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后被蒋介石视为心腹，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骨干，提防心很重。
　　看似普通的了解，实则危险重重。为了不引起刘健群的怀疑，郑英找各种机会接近他。有时，郑英和丈夫一起去刘家，或邀请刘到家里做客。郑英回忆，当时刘健群和南岸一个被服厂的厂长张致祥熟识，刘健群下山后就住在张家。郑英将交往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分两次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郑英第一次向周恩来报告到，国民党搜集情报的来源，是靠收买重庆大学学生写告密纸条，学生写一个可得30元。她从刘健群处得知这一消息时，就认为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既不真实又害了正在读书的青年人，建议刘健群向蒋介石提出取消这种方式。郑英的提议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她希望通过从源头上制止的方式保护更多南方局同志。而她向周恩来汇报，是希望同志们随时提高警惕，特别是在学校内工作和学校外围工作的同志更要注意自身安全，避免暴露身份。
　　之后，郑英为了搜集情报，特意安排女工秦珍去张致祥的被服厂工作。不过由于是新人进厂，只能从一般女工做起。后来秦珍因病去世，所以关于刘健群的活动情况并未获得。
　　郑英第二次向周恩来汇报时，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她常去张致祥家拜访，观察到刘健群身边有一个深得他信任的人。此人是名中医，医术高，谈吐得体、知识渊博，看问题一针见血，常给刘健群看病。郑英猜测他是共产党情报人员，遂向南方局提供了能更好完成这项任务的人选。
　　搜集情报并非易事，情报工作者一般都是上下级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很多时候为了同一份情报，会有不同级别不同工种的情报人员共同努力。因此，郑英将平时细心观察搜集到的信息向上级汇报，是为了让南方局领导能知晓更多相关情况，对大局进行更好的分析和掌控。
　　“编外”人生
　　在渝期间，郑英在南方局妇女组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情报工作。她积极参与到各项工作中，担任过中茶公司研究员、女青年会文教部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育才中学教师以及报刊编辑、特约记者等，曾为《新华日报》写稿。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经常举办讲演会、座谈会，交流时局和妇女工作意见。委员会还出版《现代妇女》，宣传妇女解放，号召更多妇女参与抗战。1945年7月15日，中国妇女联谊会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郑英担任常务理事。中国妇女联谊会是半公开的组织，成员多为中上层知识女性，它与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同属南方局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每年都会开展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南方局妇女组的领导下，郑英积极参与纪念大会筹备工作，刊印宣传大纲、标语，散发宣言，负责现场会务接待等。此外，她还通过国共两党举办的演讲、游行、展览、募捐、慰劳军属、运动竞赛等活动，尽可能地发动广大妇女走上街头，支援抗战。
　　郑英与南方局妇女组的张晓梅接触最多。张晓梅平易近人，待人真诚，善于倾听，懂得尊重别人。经过短时间相处，两人结为挚友。张晓梅见郑英要求进步，就让她陪同访问一些上层人物及文艺界知名人士，还请她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客。郑英评价，张晓梅是引领她接近党中央的第一个带路人，是她的亲密知心人。
　　由于杜唱初身份特殊，一般情况下郑英的行为不会引起特务注意，所以南方局常以郑英家为掩护，约一些同志谈话，并把从延安带来的文件、进步刊物等通过郑英转交有关同志。有些同志去延安，在交通上遇到困难或需要掩护时，也常请郑英想办法。郑英在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除要求自己思想进步外，郑英还动员丈夫和她走同一条路。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郑英经常从刘健群等处获取重要军政情报。她还动员杜唱初脱离国民党，准备迎接解放。当时，杜唱初在南京任国民党联动总司令部经理署副署长，国民党高层曾命令他率领最后一批后勤人员飞台湾。但在郑英的影响下，杜唱初托词不去。郑英还多次做杜唱初部下、供应局科长何赋康和杜唱初同学、专员周汾的策反工作。解放军渡江后，郑英遵照党的指示，把杜、何、周三人组成小组，保护了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全部军需物资（包括粮食、被服、军械、医疗、副食品等），为渡江部队提供了全部补给。
　　因为“杜太太”的身份，在特殊年代，郑英很难说清楚她为党所做的工作。作为“编外”人员的她，却得到了南方局领导的认可。周恩来曾说：“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虎头岩）……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为了革命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郑英只是我党统战历史上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组在周恩来、邓颖超的领导下，团结了许多像郑英一样的爱国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 蒲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