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八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58名成员。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
历经大浪淘沙,他们中有的牺牲或病故,有的因故脱党,有的一度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四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
毛泽东: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翌年到长沙求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当时,他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 名 义 发 出 《 征 友 启事》,聚集了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年8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同蔡和森一起帮助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没有经济来源,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与李大钊有过多次接触。在李大钊的启发下,毛泽东阅读了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与陈独秀短暂接触后,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5月,他牵头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阻挠,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为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于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担任主编。毛泽东亲自为刊物写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30多篇文章。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赞同毛泽东“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但《湘江评论》仅出版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之后,毛泽东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开始秘密策划组织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亲率驱张代表团赶赴北京,向北京政府当局递送《湘人控告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要求惩办张敬尧。为争取各界援助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还组织平民通信社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祸湘之罪恶。最终,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敬尧被逐出湖南。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三本书对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表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初,毛泽东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经常与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见面,探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当时,陈独秀等正着手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陈独秀向毛泽东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意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文化书社,销售《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刊。这一时期,他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给毛泽东邮寄《共产党》月刊,给予工作指导。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发展到10人。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将和志同道合者在中共一大上燃起照亮中国的红色火把。一大会上含而不露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 :
“思想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
周恩来从小立下救国之志,13岁就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出发前,他写下壮美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以抒救国救民之抱负。
留日期间,周恩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同时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1918年8月,日本发生“米骚动”事件,警察在镇压时,开枪射杀了13名矿工。周恩来震惊之余,认定日本的发展道路并不完美。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
1919年周恩来回国后,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撰写《革心!革新!》的发刊词,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喊出“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的口号,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悟。
同年9月,周恩来同邓颖超、刘清扬等在天津创办觉悟社,号召青年学生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宣传发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社会改造。觉悟社本着“觉悟”的精神,作引导社会的先锋。该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向青年“灌输世界新思潮”。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1920年初,周恩来因带领天津各校学生请愿而被捕。他在狱中组织读书团、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7月,周恩来出狱。11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进行社会考察。在他看来,社会改造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即当时英国的做法。
1921年春,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周恩来撰写了九篇关于英国工人罢工的通讯,认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经过广泛考察和深入思考,周恩来最终认识到英国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巴黎遇见刘清扬,通过她结识了张申府。在张和刘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与赵世炎、陈公培,一同成立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1962年,周恩来深情回忆道:“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因远隔重洋,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谈起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把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他参加留法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写下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最后之命运》,分18次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刊登。经历这场斗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等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是年10月,周恩来在德国接待了朱德。了解朱德的身世和入党愿望后,他和张申府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肩负起更为艰巨的革命重担,成为人民军队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董必武:
最早提出“初心”概念
董必武(1886-1975),曾用名董用威,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举人考试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向大门张望了一下,被守卫诬为“窥探官衙”而横遭毒打,愤而弃考返乡。这次遭遇,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封建专制的面目。
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反对清朝统治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投入战斗,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改名“必武”。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和痛心,“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他走上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留学,入读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在日期间,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谒见孙中山。
1915年6月,董必武回国参加反袁运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获释。1918年,他参加护法运动,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驻利川县期间,他在教堂英文报纸上阅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1919年1月,董必武从鄂西赶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害一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日本归来的湖北同乡李汉俊。两人一见如故,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李汉俊同董必武谈马克思主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还借给他《资本论入门》等书籍。董必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因此,董必武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是年3月,董必武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声援五四运动:“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
5月18日,董必武又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初心”概念。此时,董必武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秉持的“初心”,就是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
8月,董必武由沪返汉,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他计划办一份向人民宣传新思想的《江汉日报》,但因募资困难,办报搁浅,便集中精力办学。之后,他同陈潭秋等人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筹集办学经费,董必武还把自己的皮袄拿去典当。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课程由各董事分担,董必武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董必武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同时邀请李汉俊、恽代英等到校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不少师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人毕业于武汉中学。
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李汉俊致函委托董必武负责武汉早期组织的筹建,陈独秀也派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工作。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人举行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董必武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董必武与李达、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工作方案,并提交与会代表讨论。7月30日晚,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会场,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会后,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始终牢记初心,坚定站在伟大变革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林伯渠:
从老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春,他与数十名官费生一起由长沙乘船,经武汉、上海前往日本留学。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林伯渠参加了会议。后经黄兴、宋教仁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林伯渠参加了反袁斗争,遭到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被迫赴日。1914年,他和堂兄林修梅一道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支持极为感激,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此后,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所倚重,逐步成为孙中山的一位亲密助手。
1915年,林伯渠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的李大钊相识。当时,李大钊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与易象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多次访晤李大钊,两人商定将两个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从此,林伯渠与李大钊成为挚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林伯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二人一起回国,分别在湖南、北京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林伯渠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参加护法战争,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目睹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感到苦恼、迷惘。1918年三四月间,他接连收到李大钊信函和一些小册子、文件。李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以及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林伯渠受到很大启发,顿觉耳目一新。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这期间,林伯渠经常收到李大钊寄来的信、物。在1920年秋的一封信中,李大钊告诉林伯渠,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自己在北京也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他还写了一封举荐信,介绍林伯渠去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
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带着李大钊写的举荐信,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见面后,陈独秀对林伯渠作了一番试探,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林伯渠说,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听完,陈独秀打消了顾虑,说:“你和守常(李大钊)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林伯渠和李汉俊、李达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踏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林伯渠后来在坦露心路历程时说,自己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根据党组织安排,林伯渠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22年,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林伯渠还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林伯渠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1949年10月1日,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作者:梅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