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展开。一方面，国民党随时监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共在国内外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国民党长期对中共的封锁与诋毁，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十分狭隘、充满偏见。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战时首都重庆丰富的国际资源开展国际宣传活动，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的窗口。
　　抗战期间南方局的国际宣传方针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代表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
　　南方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受到限制。只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国民党允许成立的机构公开存在，因此南方局机关秘密设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1939年5月，南方局出台《秘密工作的决定》，要求各项工作转向隐蔽状态。
　　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南方局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1939年4月，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主要负责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外事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为王炳南，副组长为陈家康，1942年增设副组长龚澎。陆续参加外事组工作的有蒋金涛、
　　罗清、李少石、章文晋等人。
　　针对战时局势，周恩来为南方局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外事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交友以及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对华政策、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等）。南方局通过国际宣传，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敌后抗日图景以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与支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促进抗战胜利。
　　宣传出去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有众多国际驻华机构。各国使馆官员、国际友人以及国际民间团体频繁来往于此。南方局充分利用重庆的国际资源，将中共的声音宣传出去。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宣传中共团结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大阵地。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形势发表文章或谈话，使外界及时得悉中共的各种观点和反应。他的许多论述常常成为国际上权威观察家、评论家引用的论据。周恩来还不时召开记者会，或者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向他们讲解当前国内外形势。龚澎则常常步行来到外国记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装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
　　南方局还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散发给外国记者、使馆官员和国际友好人士。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生产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外事组还全文翻译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及其他专门小册子20余种。小册子最初为油印，每册约印150份。1943年起改为铅印，每册约印1000到3000份。小册子印好后由外事组干部冒着危险秘密送到国际友人手里，再转发到海外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拿给罗清两本英国出版的书，其内容都是他们在重庆编译的英文小册子里选出的社论、文章、通讯和特写等，可见这些小册子在国际上起到的宣传作用。
　　除重庆外，南方局也对香港等地的国际宣传与华侨工作进行指导。香港因其特殊背景，成为国际宣传与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1938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选派廖承志前往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募集物资、搜集国际情报等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首先创办《华侨通讯》。这份油印刊物旨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华侨通讯》的文稿除被香港的进步报刊转载外，也被海外华侨的报纸，如《美洲华侨日报》、秘鲁《华商日报》、古巴《前进日报》、菲律宾《建国周刊》等转载。1940年9月27日，廖承志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组织成立，廖承志、潘汉年等参与大量筹备与日常工作。该组织机关刊物《保盟通讯》被称为“准确报导中国抗战的刊物”，发表许多文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成为中共另一宣传阵地。
　　中共党员还积极参与华侨报刊的工作，扩大宣传影响。1940年底，胡愈之在周恩来、廖承志的推荐下，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早期由陈嘉庚创办）总编辑。该报在胡的主持下及时报道、评论国内外形势及侨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跃升为5万份，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之一。而后刘尊棋、沈兹九等中共党员执笔该报。另一侨商胡文虎创办的《星岛日报》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物色优秀报人。中共委托金仲华、邵宗汉、羊枣（杨潮）等人组成领导班子前往该报工作，宣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宣传阵地。夏衍、茅盾、柳亚子、范长江、邹韬奋、胡绳、张友渔、戈宝权、胡风、萧红等人均撤往香港。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等领导中心也由重庆迁至香港。邹韬奋曾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在香港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资助下，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原《桂林日报》部分成员参与了该报的工作。《华商报》在香港、内地及新加坡、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9月18日，《光明报》创刊。当时，香港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通过这些报刊，中共加强了对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的宣传，争取他们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
　　争取过来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南方局的国际宣传起到了明显效果。
　　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使国际社会亲眼见证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南方局积极争取外国人士访问延安。1942年5月，周恩来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8月，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第二次访华。由于中共此前并不知道消息，周恩来只能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提出面见白宫来人的要求。但居里认为，此时与中共会面并不合适。周恩来并不放弃，通过戴维斯两次专门致函居里，邀请美国官员到中共根据地访问。1943年1月，周恩来告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政策上态度消极，可能会在盟国之间引起误解，如果庄莱德愿意去陕北，可以安排他去延安。庄莱德表示很感兴趣。在3月16日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提出，为真正进行合作，美方应该向中共根据地派遣美军军事小组。
　　周恩来的邀请获得美国驻华外交官们的支持。谢伟思、戴维斯等都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派遣观察员前往延安，实地了解中共根据地的情况。1944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允许“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虽未直言前往中共根据地，但所提及区域很大一部分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故蒋介石政府对此敷衍回应。但在各方压力下，国民政府有限度地解除对中共根据地的新闻封锁。
　　1944年6月，部分外国记者前往延安，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当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渝，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美国希望派遣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国民政府被迫同意。1944年7月22日及8月7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飞抵延安，全方位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军政官员、外国记者以及若干外国旅行家关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极为吻合。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进步力量。谢伟思断言：“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据确定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外国记者、作家、商人、医生以及各国援华团体都是南方局积极联络的对象，其中本身拥有国际媒体资源的外国记者更得到南方局的重视。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中指出，虽然对英美记者等还是要“当作情报人员看待”，但同时也“当作外交人员看待”，在接洽英美记者时，“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周恩来指示南方局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交朋友，“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由于以诚待人，广交朋友，周恩来和南方局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增强了中共国际宣传的说服力。
　　《纽约时报》的窦奠安称：“我从未遇见过比周恩来更有魅力的人。”“国民党一方无人能与周恩来的说服力与才华魅力相提并论，也无人能比得过周恩来的首席公关——温柔、可爱、美丽的龚澎，她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公关人物。”《芝加哥日报》的斯蒂尔指出，在重庆想了解任何事情的真相都无比困难，国民党宣传部发布的新闻简报“粗浅，无意义，且很容易被推翻”。外国记者常常对此感到无奈，但与中共代表们的交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你会去到重庆背街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住着我们的盟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一个迷人的人，比如周恩来，会向你解释国共军队最近在某个偏远地区发生的冲突，详细介绍那里发生了什么。”周恩来提供的详尽事实以及极具说服力的言辞“诱惑力”十足，外国记者倾向将他的消息摆在重要位置，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国民党的新闻公报。“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选择。”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他们鼓励联络，免费为记者提供信息，有技巧地宣传，善于将自己对事件或问题的看法迅速呈现在记者和第三方势力面前……他们贫穷、年轻、充满热情。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套明确的纲领并能熟练地进行解释。当他们说起‘群众动员’‘团结’‘坚持抵抗’‘反帝’等话语时，显得十分有说服力”。不仅如此，中立的外国观察家也习惯发文赞扬中共。
　　南方局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一味否定共产党、支持国民党，转而对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态度，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南方局国际宣传的成效
　　抑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通过积极联络与宣传活动，向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动员国际力量向蒋介石施压。
　　早在1940年10月，由于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发出，反共高潮不断上升。这一时期，毛泽东判断日德及亲日亲德派包围蒋，促其反共，因此呼吁向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并鼓励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蒋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活动。南方局指示军事组编印国共双方来往文电，连同搜集到的国民党秘密反共文件在国内散发，同时委托德国友人、外事组王炳南妻子王安娜将材料带到香港和国外散发。12月，美国记者斯特朗途经重庆。周恩来担忧两党公开冲突不久就要到来，多次邀请斯特朗前往周公馆畅谈当前局势，并交予一份长达26页的背景材料，嘱咐斯特朗在适当的时候发表。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成员商议。他特别嘱咐王安娜：“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王安娜将事变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立即邀请周恩来前往英国大使馆，向他了解详情。周恩来还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等国际官员，向他们告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同时，白修德、贝尔登等在渝外国记者也获得南方局提供的材料，在国民党的封锁中将消息传递出去。
　　南方局的国际宣传很快获得成效。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超过40家英文报刊报道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中有力反驳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各项指控，指出皖南事变并非“军纪问题”，而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亲日”的表现。美国政府声明并不支持中国内战，且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苏联等国家也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反对内战。
　　同时，海外华侨也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对内。1941年1月15日，纽约侨团群社致电蒋介石和林森，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日局面表示愤慨，要求国民党当局“彻底查究，严惩制造磨擦分子”“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各华侨报刊纷纷发文驳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污蔑新四军为“叛军”，表示“海外一千多万侨胞拥护团结到底，而誓死反对枪口对内，弄到中国人杀中国人”。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以后亦决无‘剿共’之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被打退。
　　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中共根据地被封锁的情况下，南方局的活动使国际社会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理念与军事实力。国际友人也折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及人格魅力。
　　费正清后来回忆：“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评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也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仿佛他们自信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在南方局的争取下，外国记者与美军观察组得以进入延安。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宣传中的模样完全不同。这里运行着新兴的民主模式；这里的军队不但能同日军打仗，还能与民众一起生产；这里的共产党并不是苏联的附属，而是建立在几十年实践上的“中国自己的共产党”。延安积极的氛围也与重庆形成强烈对比，“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美军观察组团长包瑞德回忆：“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回忆：“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外国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泛的阶层，毛泽东“比我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抗战期间，南方局在“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积极进行国际宣传，不仅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与意识形态限制，使中共走向国际政治大舞台，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对此肯定道：“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作者 龙伟 张辉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