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用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抗日烽火中，会聚于重庆的文艺界人士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以此振奋抗日军民的信心和士气。
　　文协首倡诗人节
　　1938年3月，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组织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等45人为理事，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文协的成立，结成了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文协还出版了《抗战文艺》等刊物，为团结全国文艺界人士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宣传抗日救亡、争取抗战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日军129架飞机分四批轰炸重庆，炸死炸伤十数人。中国空军升空与敌激战，击落敌机5架。下午3点，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在嘉陵江上举行了大型龙舟竞赛。当晚，文协70多名会员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的客厅里举办“纪念屈原晚会”。会上有人提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得到热烈响应。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决定以文协的名义向国内宣传推广，待下一年端午节举行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
　　《新华日报》于当日编辑出版了“屈原纪念特刊”，发表了郭沫若的《革命诗人屈原》、臧云远的《屈原艺术的发展和评价》、戈茅的《关于屈原》三篇文章。郭沫若的文章从文学形式、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历史论及屈原的功绩，强调屈原诗歌形式的革命性，批判当时“死守着文言文的旧垒”“排斥白话文”的顽固派。臧云远认为“屈原诗化了当时江南的大众语，运用了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谣体”。戈茅指出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古代诗人，而且是一位富有学问的政治家，热情的爱国者”，并且率先将“民族诗人”的称号赋予屈原。
　　第一届诗人节引发热潮
　　1941年端午节前，为办好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文协组织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他们联系各界人士撰写纪念文章，又与驻渝各大报刊协调出版宣传诗人节的专版。
　　老舍组织几名会员参与起草了《诗人节缘起》。该文经郭沫若修改后，在端午节前印刷出来广为散发。全文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屈原，提炼出屈原精神，同时把纪念屈原与抗战联系在一起。“目前是体验屈原精神的最适切的时代。中华民族在抗敌的炮火里忍受着苦难，东亚大陆在敌人的铁蹄下留下了伤痕，千百万战士以热血温暖了国土……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两千数百年前来到世界上，为后世留下了豪放的热情，爱国的深思……他的殉国的日子端午，两千数百年来一直是民族的纪念日。我们爱好诗歌的人们现在决定把这个民族的纪念日，作为中国的诗人节。”“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中华民族新生的朝气在飘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扬，中国新的诗艺术的光芒，将永远在宇宙中辐射。”
　　《诗人节缘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撰写诗文。除郭沫若、孙伏园、易君左、徐迟、安娥、吴组缃、老舍等作家诗人撰文赋诗，于右任、陈立夫、梁寒操、冯玉祥等军政界人士也有诗文问世，甚至连梁宗岱、李长之等潜心研究的大学教授也深受感染，写出一批纪念文章。画家李可染创作了一幅《屈原像》，笔法简洁，色彩轻淡，画中屈原宽衣长袖、疏发披散，眼神坚毅正直，表情愤而不屈。郭沫若为其题词：“如激浪之洄漩，如颓峰之岌岦，如震雷之殷殷，如大火之煌煌……”
　　为营造纪念诗人节的舆论氛围，《新华日报》于1941年5月30日开辟专版，刊登“有关诗人节的各作家稿件”。专版发表了郭沫若的《蒲剑·龙船·鲤帜》、柳倩的《纪念与任务——祝贺第一个诗人节》、和山的《关于离骚》、李石锋的《从“咚咚……”说到屈原》、七律《吊屈原》等。郭沫若在《蒲剑·龙船·鲤帜》中写道：“所纪念的本是诗人，纪念的仪式又富有诗意，定名‘诗人节’，似乎比‘天中’‘地腊’‘端阳’‘重午’……这样的旧名称要来得新鲜一点……更进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为剑，以艾为犬（古时曾以艾为人或虎），岂不是象征着要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成为驱魔的猎人，伏虎的斗士？这诗意真真是十分葱茏，值得我们把它阐扬、保存，而且扩充——扩充为民族的日常生活：熏莸不同器，邪正不两立！”他呼吁：“敢于改端午节为‘诗人节’的诗人们，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30日晚7点，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的礼堂举行晚会，庆祝第一届诗人节。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200余人参加。晚会上，老舍报告了诗人节筹备经过，郭沫若以历史研究专家的身份讲述“屈原之投江，实出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安娥朗诵了于右任的《诗人节》二首，常任侠朗诵了屈原名作《国殇》，老舍、高兰、易君左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李嘉独唱了马思聪作曲的屈原诗作《云中君》，全体人员合唱由方殷作词、王云阶谱曲的《汨罗江上》。
　　驻重庆的各大报纸对第一届诗人节作了浓墨重彩的宣传。《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蜀报》《扫荡报》《益世报》等开辟了多个版面刊发相关报道或文章 。其中，重庆《大公报》在第四版“战线”连续出版了五期诗人节纪念特刊，发表文协成员的评论、诗歌、散文等作品。
　　一时间，凭吊、纪念屈原的诗词、文章创作蔚成风气，以屈原为主人公的小说、戏剧、论文、随笔数量激增。冯玉祥在《新蜀报》上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贺诗：“屈大夫，名叫原，是我国，大圣贤。国家有大难，不肯袖手观，别人不说话，他独敢直言……孤忠埋流水，光芒照人寰，民众不相忘，深深记心间，竟渡以招魂，米粽为纪念，数千年至今，习俗来流传，伟大爱国者，诗人公占先，五月初五日，他死这一天，定为诗人节，忠烈更表现。我写丘八诗，也作小贡献，还望今诗人，为国益贞坚。”
　　发起于重庆的诗人节纪念活动影响至各地。1941年5月31日，延安新诗会与文化俱乐部为纪念屈原召开座谈会，到会200余人。齐燕铭讲述屈原的生平及创作。范文澜、萧三、何思敬、艾青、乔木、塞克等先后在会上发言，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作品颇多佳评。1941年6月3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会上一致赞同成立屈原研究会，重新编译他的作品，并拟出一纪念专册，不仅籍以纪念他，并指出今天大后方彷徨苦闷的万千青年，有一条正确的出路，救救‘活的屈原’。屈原距今已二千余年，然而尚在民间流传着，非但其作品之不朽，且因其不屈服不妥协的爱国精神，为人民所感动所拥护。故今天纪念他，另有特殊意义。”6月5日，萧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屈原》，指出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所著《离骚》《楚辞》给予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加以研究。他说：“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这绝不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多余的事。”
　　成为团结抗战的凝聚点
　　1941年至抗战胜利前夕，每届诗人节都举行纪念活动和颇有规模的诗歌表演朗诵会。诗人节也激起了以屈原爱国为题材的创作热潮。1942年1月，郭沫若用10天时间创作出五幕历史剧《屈原》，该剧于当月24日起在《中央日报》连载15天。4月3日，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引起巨大轰动，成为呼吁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被誉为抗日烽火年代绽放的“利刃之花”。
　　1942年6月18日是第二届诗人节，恰逢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六周年。文协、中苏文化协会、国民政府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等11家文化团体联合在中苏文协礼堂举行纪念晚会。孙科、于右任、郭沫若、王昆仑、曹靖华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代表米克拉夫斯基等300余人参加。孙科、于右任、米克拉夫斯基先后致词，郭沫若、曹靖华分别作了有关屈原和高尔基的报告。会上还朗诵了屈原的《九歌》和高尔基的《鹰之歌》，放映了苏联电影。据《新华日报》报道，郭沫若演讲时，恰逢一阵倾盆大雨，但由于他的演讲激情澎湃，站在露天天井内的听众都不愿离开，撑着伞聆听。淅沥的雨声和抑扬顿挫的演讲声交织在一起，使郭沫若的演讲更为生动。
　　6月20日下午5点，为纪念屈原、高尔基、瞿秋白，延安诗会和文化俱乐部在文化俱乐部凉亭联合召开座谈会，到会百余人。会上，艾青说明了纪念屈原、高尔基、瞿秋白的意义。陆定一作关于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告，特别指出他对于文艺和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萧三在《高尔基是怎样被托派害死的》报告中，提醒大家提高政治警觉性。最后，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朗诵了话剧《屈原》的第四、五幕。《解放日报》先于6月18日刊登举行纪念活动的预告，欢迎各界自由参加，又于6月21日以《朗诵“屈原”，文化界举行高尔基等纪念会》为题作了报道。
　　当年端午节，安徽文化界人士举行了第二届诗人节纪念会，姚雪垠作《屈原的文学遗产》报告。他说：“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自杀的日子永远地被中华民族所普遍纪念。现在把他的忌日正式改名作诗人节，其意义就是不仅要纪念他，而且要承继他的遗产，发扬他的精神。在今日以前，中国只有一个屈原；在今日以后，我们应该有很多屈原。特别是今日中国，更需要产生屈原，愈多愈好。”
　　1945年6月14日是第五届诗人节。当晚，文艺界抗战协会昆明分会等16个团体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举办了诗人节纪念晚会，姜亮夫、闻一多先后作专题演讲。云南昆明的文学期刊《诗与散文》出版了“诗人节特刊”，发表了闻一多的论文《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在文中说：“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他认为屈原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是因为屈原首先在身份上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
　　尾声期盼民主和平
　　1946年端午节前夕，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起。
　　6月4日迎来了第六届诗人节。当晚8点，文协和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在重庆举办第六届诗人节茶会，沙汀、艾芜、靳以等100余人参加。茶会由臧克家主持，他指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沉闷、艰苦、激动与希望，正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八年来的现实生活，并强调诗人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歌手。与会者先后报告了八年来的诗歌运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一致提出今后的诗歌道路只有大众化，只有深入人民生活，与现实相结合，才能成为人民自己的东西。特别是在今天争取民主运动中，诗歌就是民主运动的号声，要使诗歌广泛地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会上还朗诵了艾青的《吴满有》、禾波的《欢迎普遍的民主运动》等诗作。
　　当天，上海也举行了诗人节纪念活动。《中华时报》报道：“今日为抗战胜利后第一届诗人节，本市文艺界决热烈庆祝，闻上午假辣斐戏院举行纪念会，同时举行文艺晨会，节目有：白杨、秦怡等诗歌朗诵，马思聪所作《抛锚大合唱》由音乐家黄源尹演唱。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定于晚六时，在江西路二百号金城银行七楼开会员聚餐会，欢迎新近来沪会员田汉、沉樱、茅盾、郭沫若、曹靖华、冯乃超等。邀请在沪会员踊跃参加云。”
　　《新华日报》于当日发表了柳倩的《新诗的道路》、臧云远的《第六个诗人节》。柳倩在《新诗的道路》中说，新诗的方向，是以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争取自由，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富强新中国的方向为方向。诗作者要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向人民大众学习；诗作者的感情要与人民大众的感情合拍，将人民大众的喜乐与诗作者融合。同时诗作者要把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亟求民主实现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才能享受到战斗的快乐。诗歌要从视觉扩大到听觉，要在不识字的人民中通过朗诵的考验，诗歌的大众化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臧云远的《第六个诗人节》回顾了六年以来诗人节的纪念活动，描写了山城重庆的现状，对即将爆发的内战表达了忧虑之情。他写道：“我们站在山城上，望着滔滔的江面，一幅饥饿、灾荒的悲惨的画面，飘荡在大江的上下游……我千万受灾的同胞默默吃光了草根，吃光了树皮……工厂静静地在睡觉，失业的人流浪在街头……” 他质问：“是谁在制造民族的灾难？”他仿佛看到了“几个鬼头鬼脑嘻嘻哈哈的人在互相道贺，在勾心斗角，问金价，运军火……”也“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在上海，在北平，今天也在过诗人节吧”。他最后写道：“山城也并不是寂寞的，还像往年一般，江面已经划起了龙船，这恐怕是我们在山城最后一次过自己的节日。我们是多么盼望着四万万同胞过太平的日子，我们也好好地过一次自己的节日呢。”
　　时光荏苒，2018年6月18日，又逢端午佳节，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在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届中华诗人节。全国各地的诗词组织代表相聚古城，研讨诗词文化，追寻创作灵感，推动中华诗词事业繁荣发展。

作者 郑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