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和叶剑英在革命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建立了亲密的战友情谊。他们殚精竭虑、不懈奋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毛泽东曾赞誉聂荣臻为“厚道人”，赞誉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情谊始于武装起义
　　叶剑英、聂荣臻先后执教黄埔军校，较早参与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1924年5月，叶剑英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主管军事教育。次年9月，聂荣臻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南昌起义前，聂荣臻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到九江准备武装起义。此时，叶剑英得知汪精卫企图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险同叶、贺商量对策，策应起义。起义战斗打响后，聂荣臻在马回岭带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多团到南昌参加起义。起义军整编后撤出南昌南下，叶剑英说服张发奎放弃追击，暗中保护了起义部队。
　　1927年12月，聂荣臻和叶剑英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事和友谊的开始。国民党军组织优势兵力反扑时，他们支持叶挺提出的“适时撤离广州到海陆丰去”的主张，被共产国际代表批评为不切实际。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后，他们分别撤出广州到达香港。
　　在香港时，叶剑英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无法与党组织联系。聂荣臻与恽代英一起问清情况后，报告广东省委。经批准，叶剑英接上了组织关系。此后，聂荣臻与叶剑英经常见面，讨论革命形势，战友情谊愈加深厚。
　　在香港时，叶剑英买了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书，推荐给聂荣臻。他们潜心研读，一致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巩固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同时，他们讨论总结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晚年，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的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
　　参加反“围剿”和率部长征
　　20世纪30年代初，聂荣臻与叶剑英先后到达上海，在中央机关共事。
　　1930年5月，聂荣臻来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同年秋，叶剑英由莫斯科回国，到达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聂荣臻、叶剑英与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这两本书被送到各根据地，对根据地军事斗争进行支援和指导。
　　按照党组织安排，二人先后前往瑞金工作。1932年初，聂荣臻奉命到达瑞金时，见到了一年前到达这里的叶剑英。叶剑英责怪他：“老弟你太大胆了，这一路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在中央苏区，他们共同参加了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分别率部长征，共同经历了严酷的斗争考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企图危害党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的密电，火速报告毛泽东，并提供了一份甘肃省地图。中央紧急率中央红军北上，脱离了险境。后来，毛泽东说，“没有叶剑英，我们就没有了脑袋，他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35年6月下旬，聂荣臻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后，他抵制张国焘的拉拢，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9月上旬，他率红一师、红军大学等部到达俄界，接应中央及红三军等部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并肩作战
　　广州、武汉失陷后，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10月，聂荣臻到达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在延安时，他们见面时间较多，共同讨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对国民党顽军进行反击等问题。
　　1944年8月，在叶剑英的陪同下，聂荣臻与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谈话，介绍晋察冀军民在敌后对日伪军作战的情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污蔑，并指出日军已难以支持、二战结束已为期不远。9月26日，在叶剑英的办公室，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等会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和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戴维斯，共同讨论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有关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具体假设，探讨其中的可能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延安的窑洞中，聂荣臻与叶剑英彻夜长谈、举杯同庆。晚年，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中，我们同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后就各自东西，奔赴不同的战场。”
　　解放战争初期，叶剑英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军事调处谈判。1946年3月，叶剑英陪同军事调处执行部成员到张家口视察。其间，他与聂荣臻多次会面，讨论、分析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向聂荣臻讲述在军事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当局复杂曲折的斗争。4月，他在北平帮助聂力到达张家口，回到聂荣臻身边。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随后，叶剑英与平津战役总前委之一的聂荣臻等，参加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最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仪式。聂荣臻、叶剑英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与叶剑英组织部队在西苑机场举行隆重的阅兵式，并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
　　叶剑英率部南下进军广东广西后，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他们先后在任期间，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及对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的接管工作，着力维护社会安定，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后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患难之际忧患与共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聂荣臻、叶剑英仍不遗余力为国事操劳。
　　1969年初，中苏关系紧张。苏军两次进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立即指示叶剑英、聂荣臻与陈毅、徐向前一起研究，就对苏作战等重大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他们全面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形势，对国家安全拟定对策，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建议。这个战略观点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70年代，聂荣臻坚决支持叶剑英，排除阻力，让邓小平立即出来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5年10月28日，他在会见空军领导张廷发等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的指挥。”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病住进301医院。聂荣臻听说后，立即前往探望他。这次见面后，聂荣臻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他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邓小平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邓小平请出来。
　　聂荣臻与叶剑英在政治上的意气相投，是他们深厚战友情谊的基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977年4月14日，聂荣臻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在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叶剑英得知后极为关心，对病报作了批示，26日又到医院探望，安慰聂荣臻。
　　二人80岁生日时，写诗互致问候。
　　1977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八十寿辰。5月14日，聂荣臻得知叶剑英在家过生日，在医院病房草拟了贺寿诗，推敲修改后用毛笔抄写。因写错一个字，他想再抄一遍后送叶剑英，但手抖得厉害，只得请秘书代抄写后亲笔签上名。
　　傍晚，聂荣臻向医生请假，带聂力到叶剑英家中祝寿。聂力当众念了贺寿诗：
　　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1980年1月14日是聂荣臻80岁生日。为庆贺老友生日，叶剑英特地书写董必武的诗句相赠：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并注：八十之年忽然已至，公为始满，剑又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贺诗用粉红色纸张抄写，以突出庆寿之意。绿树、白云，充满勃勃生机又自强不息。寥寥数语，形象生动地抒发了二人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战友情谊。
　　1980年起，叶剑英病情加重。两人见面叙旧、互相探视。
　　在玉泉山疗养期间，聂荣臻因腿时常犯病就坐上了轮椅。细心的叶剑英发现聂荣臻身材高大而轮椅矮小，便嘱咐秘书定制了一张轮椅送给聂荣臻。聂荣臻坐着舒适，非常喜爱。这张轮椅现珍藏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为国家二级文物。
　　1986年6月4日，聂荣臻来到叶剑英住地，适逢叶剑英在昏睡。聂荣臻拉着手叫醒他时，他已不能说话。但他的手在颤动，嘴在颤动。他握着聂荣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10月初，叶剑英病危，医生不再让亲友进病房探望。聂荣臻要求秘书每天向医生了解叶剑英的病情。22日，叶剑英与世长辞。11月1日，聂荣臻含泪写下《吕端大事不糊涂——痛悼叶帅》，深切悼念挚友。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叶剑英诗词选集》前，92岁高龄的聂荣臻为其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和剑英是亲密战友，诚挚知交，心是相通的。……我也很喜爱他的诗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两位老帅近六十年革命战友情谊的最佳写照。
　　1992年4月，叶剑英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聂荣臻欣然写下贺词。一个月后，聂荣臻走完了他革命人生的最后里程。
　　聂荣臻和叶剑英的战友情谊，深深留在了后人心中。
　　作者 夏培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