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8日，中国妇女在广州首次公开庆祝妇女节。此后，纪念三八妇女节成为开展妇女运动的重要活动。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下设妇女工作委员会，在邓颖超领导下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建立妇女统一战线。为做好妇女运动宣传工作，南方局妇委在《新华日报》开辟《妇女之路》副刊，多次针对国统区妇女运动现状发表文章，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与不同观点展开辩论，引导妇女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妇女解放之路。
　　1939年至1946年，在国民党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南方局妇委坚持每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社论，并将其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8篇社论中，4篇由邓颖超撰写。这些文章聚焦妇女运动实际与中国社会实际，引导妇女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为创建妇女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动员妇女投身抗战与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将妇女追求个人独立和自由的目标与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紧密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1]动员妇女投身抗日战争与民主革命是南方局妇委宣传工作的重点，也是《新华日报》系列社论的重要主题。
　　为明确妇女运动方向，邓颖超在社论中提出，“‘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战斗日”，“妇女在革命的运动中，在抗战建国中的力量及作用，既如此之大……更需我们百倍的努力去完成”[2]。与国民政府倡导的“新女性”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妇女的解放要在劳动中实现。妇女争取真正平等的劳动地位，既不是抽象的理论上的自由口号，更不在于与民族独立和解放大势相悖的西化生活方式，而是要冲破阶级压迫，在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中争取个人解放与独立。因此，唤醒妇女的独立与斗争意识，是动员和领导妇女投身革命运动的重要思想前提。
　　《新华日报》系列社论对国统区的妇女更好地投身民族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具体倡议。社论一方面鼓励妇女提升自身能力，指出“妇女同胞必须学习科学，学习技术，提高自己的才能”[3]，另一方面倡导妇女“也将要益加振奋，自爱自强，不懈不怠……与全国同胞站在抗日战线上共同奋斗”[4]。同时，南方局妇委还致力于为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邓颖超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妇女代表，多次提出希望国民政府能一视同仁地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反对国民政府裁撤女职员的政策。在1943年的纪念社论中，邓颖超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一视同仁的给妇女动员以应有之注意，积极之倡导，和更多之鼓励。”在邓颖超带领下，龚澎、张晓梅等南方局女性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她们影响下，一批进步女性开始投身妇女解放事业。
　　在宣传中，南方局妇委强调妇女的重要作用，呼吁国统区妇女参与实际的革命运动。系列社论指出，“中国妇女在五年半以上的抗日战争中，曾经尽过很大的力量，有过很多的贡献”，“女工更是不为人提起，然而她们却是支持抗战的坚巨力量”[5]。在南方局妇委的努力下，国统区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共同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她们举行义卖献金活动、救济战乱儿童、参与战时生产……《新华日报》在抗战胜利后的纪念妇女节社论中总结道：“中国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社论强调，“完成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大业，如果没有占全国人民半数的女同胞组织和动员起来是不可能的”。
　　号召妇女团结自强
　　自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思想界产生了诸多争论。历史证明，妇女解放运动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妇女自身是否做到了独立自强、精诚团结。
　　1941年，邓颖超在纪念妇女节社论中将妇女解放运动的命运与民族解放命运联系起来，告诫广大妇女“在争取解放斗争的节日，以及更大展开妇女运动，固需要配合各方面的同情援助，但最主要更重要的，则责乎（在于）依靠妇女本身的觉醒，自我的努力。用自己的力和汗，用自己的血与肉，以广大的活跃动员，认真诚恳的深入工作，以精诚团结，表现出庄严丰富生动感人的事迹，使中国妇女自身的解放，随着中华民族的全体解放，在克服困难的途径中，日益向着胜利光明之路迈进”[6]。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面临众多威胁，妇女解放运动受到的压迫更甚。城市妇女往往成为裁员潮最先波及的群体，农村妇女则会遭遇“承租耕作的房屋，常常发生地主强迫收回，保甲长劣乡绅们的歧视和侮辱”等困境。对此，系列社论除呼吁劳动妇女积极争取自身权益，还敬告妇女工作者端正思想、放眼实际。
　　国统区三个公开的妇女团体是知识女性的联合组织，其由于信仰主义不同产生的内部分歧及对劳动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忽视，是阻碍妇女解放运动顺利推进的重大问题。“封建落后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广大的妇女，使一切社会问题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尖锐。”[7]把深受压迫的妇女团结组织起来，消除封建残余与错误思想对妇女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也有益于民族独立与解放。因此，系列社论号召国统区的妇女破除成见、团结到底，指出“依靠着全国的精诚团结，依靠着千百万将士的英勇抗战，依靠着妇女本身的觉悟与亲密团结，依靠着妇女的组织和奋斗，我们能够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且能够在这新中国中保证着妇女们有独立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8]。
　　批驳国统区妇女运动错误思潮
　　国民政府在开展妇女工作时，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打造的妇女典型、制定的妇女政策具有既进步又守旧的双重性。对中国妇女群体的真实生存环境缺乏调研，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整体形势估计过于乐观，都是导致国统区“妇女回家论”“完全平等论”等妇女运动错误思潮卷土反复的重要原因。为澄清正确思想，南方局妇委通过纪念妇女节系列社论着重批驳了这些错误思潮。
　　针对国统区妇女运动忽视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的问题，系列社论指出，“广大农村妇女的生活，仍然存在封建残余的压迫剥削”，“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残余的压迫，宗法传统的束缚，使极大多数的妇女本身受着难堪的非人的生活，但她们没有组织”。同时，即使是在抗战大后方的城市中，妇女的职业权、生育权等也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妇女遭遇的压迫与不公实质上是阶级的压迫与不公。妇女运动不是孤立的，是民族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运动不能局限于知识妇女和城市妇女。因此，系列社论指出，“在全国的中下层妇女及广大的劳动妇女的工作，还微弱得很”，呼吁“一切妇女工作者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面向群众，特别是面向广大的农村妇女”。
　　针对国统区反复掀起的“妇女回家论”思潮，邓颖超、张晓梅等撰文进行了严厉批驳。南方局妇委深刻认识到，中国妇女自封建时代以来就被禁锢在家庭中；妇女走出家门，登上政治舞台，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与成果；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妇女取得平等权利的重要表现。国民政府忽视阶级压迫和封建道德的复活，片面看到部分知识妇女获得了劳动权与婚姻自由权，将妇女运动中产生的部分偏差笼统归结为全国妇女运动的“弊端”，号召妇女回归小家庭、“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是对妇女的背叛，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严重倒退。《新华日报》系列社论直言，“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正应加强妇女的政治动员，以更大发挥其力量，充实抗战，以推动进步”，“而仍旧想用厨房和卧室来限制妇女，用三从四德来束缚妇女，那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
　　南方局妇委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系列社论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高度重视工农阶级妇女的权益，鼓励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积极参与革命；在舆论战场上坚持批驳错误思潮，向国统区妇女宣传中共的妇女解放思想、边区的妇女解放成果，引领了一批进步女性前往边区投身抗日战争与民主革命。
　　宣传建立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
　　在建立妇女统一战线过程中，南方局妇委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新华日报》系列纪念社论中不仅重视妇女内部的团结，还强调团结各方力量以建立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呼吁联系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力量。
　　1940年，《新华日报》社论提出，“只有妇女大众和被压迫大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求得妇女解放的成功”。自封建社会以来，由于长期受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的需求始终不被重视，导致一些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难以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妇女问题。对此，南方局妇委在《新华日报》系列社论中强调，妇女要互帮互助、组织起来，以团结的力量自觉争取独立与平等。同时指出，妇女要实现真正的解放，“绝不能仅依靠妇女作孤立的奋斗，亦不能片面地责成妇女去单独的努力，而是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立和巩固妇女统一战线，壮大守护妇女权益的力量。
　　除建立国内的妇女统一战线外，《新华日报》系列社论还以国际视野，积极宣传呼吁建立国际妇女统一战线。二战期间国际妇女运动的兴起不仅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范例，也使妇女成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1942年，邓颖超在社论中呼吁：“今年国际妇女节的政治任务应是：全世界妇女积极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为着建立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为着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而斗争！”[9]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汇聚了一批国际友人。要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就必须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妇女统一战线。邓颖超认为，华侨妇女“中间有着祖国抗日战争的影响，有着正在生长着的广泛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热情，有着某些动员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着武装起来参加部队工作的要求”。这是建立国际妇女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各民族妇女的团结将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更加稳固。
　　重视妇女作用、提升妇女地位，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与远大目标。邓颖超等南方局同志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宣传工作的经验，将为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杨世玲 丁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