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5日，红三军贺炳炎率领的独立团在沿河县水田坝与西征探路的红六军团李达先头部队相遇，随后与李达所率部队于沿河县铅厂坝会合。23日，廖汉生、钟炳然率红三军9师与红六军团郭鹏、彭栋材领导的50团于江口县苗王坡会合。24日，红三军部分主力、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于印江木黄会合。基于敌情等风险的综合考虑，双方红军在松桃石梁短暂休整后，于26日顺利到达酉阳南腰界，并于27日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的贺电，以及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组成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的命令。同时，大会实现了部分游击队员的整编，进一步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红军长征的第一次会师。两军团会师后，转战数省，成功调动和牵制敌军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巨大贡献。红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举行的会师大会，实现了两军团所属部队的全部会合，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为首的战斗领导集体，统一了两军行动，聚集起两军团8000余人的战斗队伍，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形成团结有力的领导集体
　　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万涛等先后到湘鄂西地区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苏区，组建了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同月，夏曦奉命改组湘鄂西特委，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1932年1月，关向应任红三军政委。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然而，由于夏曦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于1932年5月开始先后在红军内部进行四次“肃反”，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为由，杀害包括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等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加上敌人的重兵“围剿”，红三军陷入空前困难境地。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突围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二军团取得联系。8月7日，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由江西出发，经两个多月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但由于遭遇敌人围追堵截，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任弼时、萧克、王震处于危难之中。
　　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通过国民党报纸了解到萧克所部朝川黔边运动的消息，由此判定红六军团将至，于是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24日，贺龙率队伍与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会合。26日，两支队伍到达酉阳南腰界，召开负责人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红六军团统一行动。27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并进行部队整编。由此，红二、红六军团结为团结有力的领导集体。
　　根据决定，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第四师、第六师。原红三军第七师改编为第四师，卢冬生任师长，方理明任政委，刘开绪任参谋长，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红三军第九师改编为第六师，钟炳然任师长，廖汉生任政委，周念民任参谋长，戴文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因减员太多，红六军团暂缩编为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三3个团。两军团暂时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由红二军团军团部代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鉴于夏曦在湘鄂西和红三军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不再担任总的领导职务，红军内部的“肃反”得以停止。
　　聚集激昂奋进的战斗队伍
　　1932年，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但由于夏曦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受到很大损失。7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三军反“围剿”失利，于10月上旬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由豫西南西进，经陕南，避开敌主力回湘鄂边”。历时50多天，行程7000余里，红三军于12月24日回到鄂西鹤峰根据地。这一大转移使红军部队由出发时的1.4万多人减少到9000余人。
　　1933年7月，夏曦执行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贺龙即建议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创建新的根据地，关向应表示支持。至12月上旬，红三军锐减到3000余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向渝东南一带发展，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22日，红三军攻占黔江城，次年5月8日，攻占彭水城。6月上旬进驻酉阳南腰界，以该地为军事指挥中心和大本营，展开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另一方面，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后，辗转苦战两个多月，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黔东地区寻找红三军。行至甘溪，遭到桂、湘、黔三省敌军突然袭击，全军被截为三段，三个师六个团几乎全被打散，“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之中” [1]。李达率领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和一个机枪连向东南方向突围，郭鹏率领第五十团朝东北方向突围，军团主力则向乌江迂回前进。由于甘溪一战失利，红六军团“最后只剩下三千多人了，其中还有三百多名伤病员，处境十分险恶”[2]。
　　在艰难条件下，经多次坎坷，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部队在印江木黄会合，后赶赴酉阳南腰界。两军各部队齐聚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
　　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是客观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其任务是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和寻找落脚点。但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部队减员严重，已“无力单独承担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寻找立脚点的任务，迫切要求与黔东的红二军团会合，集中力量，重整旗鼓”[3]。而红二军团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迫切需要解决路线问题。因此，出于形成合力、壮大力量的需要，红二、红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争取打开新的局面，为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奠定基础。萧克后来回忆提到，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而战斗。八千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马到成功”[4]。
　　明确策应中央的战略行动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出动200架飞机，向红军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万余人，自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同年，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后，决定两军统一行动，于10月25日报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5]。26日，中革军委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28日，两军负责人再次向中革军委请示：“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之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说明两军统一行动的理由，最终获得中央同意。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南腰界会师大会上，红二、红六军团部队通过整编得到加强，决定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兵力，缓解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
　　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随着湘西攻势的展开，红军先后占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大部地区。为加快根据地建设，贺龙、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于11月26日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军区等领导机构，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1935年1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红二、红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的一系列行动策略，迫使敌军抽调“追剿”中央红军的4个师驰援湘西，从而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
　　开创焕然一新的革命天地
　　湖北大村会议召开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的设想，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1934年3月17日，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成立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
　　由于大村会议关于创建酉、秀、黔、彭新苏区的决议未能实现，加之外遭强敌围追堵截，内受“肃反”扩大化严重摧残，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为武装斗争的依托，红三军部队人数锐减，士气低落。为寻找新的革命道路，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等任务。同时，会议决定红三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为首先进攻彭水，然后向酉阳、黔江边境游击，以扩大游击区，进一步把鄂川边、川东等地连成一片，形成广大的游击根据地。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德江枫香溪召开会议，分析了黔东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敌我态势，研究了四川、贵州的实际情况，决定建立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
　　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和《肃反问题》等6个文件，选举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黔东特区革命政府。黔东特区根据地包括四川酉阳、秀山和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6个地区。所辖范围纵横200多里，人口达20万，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70多个乡苏维埃。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兵员，增强了武装力量，建立了5个独立团、几十个游击大队和游击队。此时，红三军也由进驻南腰界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贺龙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南腰界会师大会上，贺龙讲话谈道：“六军团的同志来到这里，我们热烈欢迎，按理是应该休息的，但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黔东根据地是新近开辟的，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还得走，还必须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随后，两军统一行动，展开湘西攻势，开辟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成后，红军主力发展到4个师11个团1.2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000余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长江南岸开辟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最后出发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红六军团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英勇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发展壮大了自身。9月，国民党军130个团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一轮“围剿”。鉴于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已完成，红二、红六军团遂于11月19日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并于1936年六七月间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根据中央指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开展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