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发，1936年出生，重庆北碚人，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〇四四部队。同年6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先后担任卫生员、一炮手、有线电话班班长。1953年7月回国，1957年4月复员。
　　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名普通老兵。
　　解放前，我们一家六口靠给地主打工谋生，经常没吃的，床都没有睡的，记忆中搬了八次家。八九岁时，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北碚，在山梁上扔下炸弹。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13岁。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军队生涯最难忘的两年。
　　潜行七天七夜跨过鸭绿江
　　1950年，区里组建区中队，我虽然年龄不大，但个头高，就报了名。年底，区中队指导员问我愿不愿到部队去，第二野战军炮兵部队需要人。我兴奋地报了名。
　　1951年初，我随部队出川。在重庆新桥集合，坐卢作孚的民生轮船经丰都、宜昌到了武汉，在武汉坐火车到卢沟桥附近的北京沙河镇。
　　我们团系中央直属炮兵师六团。团长叫吴佳德，四川人，50多岁，个子不高，在长征中当过班长，经常来看望新兵，给我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的事。队伍里老革命多，团长、连长、排长、班长、医生以及炊事员都是老革命。连长刘连云和指导员梅本云都参加过长征。
　　我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卫生队。团长见我比较活跃，在会上爱发言，善于沟通，让我做了新兵班的班长。后来，团里让我带队到北京南园师部卫校学习战场抢救。
　　1951年6月，我们一队22人在卫校学习三个月后，坐火车来到丹东，然后跨过鸭绿江，走了七天七夜，进入朝鲜新义州的一处深山老林。我们都是晚上走，白天不能走。桥被炸断了，我们只能蹚水过河，全身湿透。过了河，为防敌机袭击，大家分散开来跑。待到早上看得见树梢了，就不能走了。我们还不能沿河边走，河边容易被敌机发现。当时有部队为此吃了亏。
　　有的战士把遗言都写好了
　　朝鲜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都很热情。我们卫生队临时住在老百姓民房里，他们经常拿泡菜给我们吃，还给我们讲薛仁贵的故事。我们也经常为他们包扎伤口，成了亲密的战友。
　　我开始在团卫生所。当卫生员需要在战场上到处跑，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整理、转移战士遗体。我当时年轻，并不害怕。我们还要负责收拾战士们的遗物，他们有的把遗言都写好了，我们把遗物整理好后送到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北碚静观的立志安也是卫生员，刚上战场就牺牲了。我腿上受了伤，没有休息，裹些绷带，就继续战斗。
　　后来我调到营卫生所。营卫生所共有3名卫生员。一个是张医生，是从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另一个吴胡久医生，父母在大别山游击战中牺牲了。那段时间，我就在想，等胜利后回国了，人家问我打倒几个美国鬼子，我该怎么说？后来部队精简机关、扩大连队，经向部队申请，我到炮六团二营六连当了一炮手。
　　一炮手的战斗经验
　　一门炮有两个炮手。我学了三天就打炮。炮弹很金贵，我们打炮弹都要经过师部批准。那时敌人很多，最多的时候一连打了40发。炮都是定了基本方向的，负责一片区域。我们要将目标编号，编号过后进行试射，编号、方向、距离、高低，都要一一记下。
　　连长在前面观察到敌人，便下达指令，通过副连长、排长，最后传达到班长。然后根据目标的方位、标尺、高低，采取平行射、分火射、集火射、打顺发、打淹袭、打平发等不同方式，来决定用什么炮弹，打多少发。比如，集火射要求集火不分火，如果敌人上来一个团，就采取集火射；平行射就是不集火不分火，打击范围尽量宽一些。
　　我是一炮手，负责按指令装弹，二炮手负责按指令修正表尺。听到开炮口令，我们就开炮。如果没打中敌人，就修正参数；如果敌人后退了，就需要加标尺。
　　当时我们使用的主要是苏式加农炮，平地爆炸半径50米，杀伤力很大，一分钟可以打28发，最远可以打到30多里。我们大炮少，敌人又很多，开炮就很多，两个炮手轮换打。炮的震动力很大，我们用大麻袋装满沙，压住炮脚，开炮的时候，大麻袋都被震跳开了。开炮的声音也大，耳朵有些受不了，张着嘴巴也不行。
　　炮兵和步兵不同，遇上敌机轰炸，步兵可以先隐蔽，等飞机过了再冲锋；我们则必须坚守炮位，不能跑动，一旦被敌人发现位置，就会引来敌机轰炸。我们六连还立过功，那次敌人的坦克刚到山梁，就被观察员发现了。当时我们正在试射，观察员指挥开炮，“轰”的一声，坦克的炮管都被轰下来了。还有一次，北汉江那边有个敌军军官坐车出来视察，被我们一炮给打到江里去了。
　　当炮手五六个月后，我的耳朵就听不清口令了。不能当炮兵了，我就去挖防空洞。防空洞既可以躲避敌人轰炸，又可以存放粮食和弹药，还可以开会。
　　电话班的“油子兵”
　　防空洞挖好了，连里安排我去有线电话班当班长。电话班的工作我没学过，但我是组织的人，组织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任何困难都不怕。
　　电话班有12个人，主要任务是保证电话畅通。我们随时带着电话线，一捆电话线10多斤，部队到达要快速架设，部队走后要快速回收。我们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人在地上跑，敌机在天上炸，大炮也在轰炸，线路一旦中断，就要立马去接通。甚至还有敌人专门把电话线剪断，守株待兔等着我们。比较安全的地方，就一个人去。比较危险的地方，就两个人去。我们一人端着冲锋枪，背着手榴弹、电话和电话线，负责排查线路；一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隔着一定距离，负责警戒，两个人一定不能走在一块儿。
　　我成了战场上非常“滑”的“油子兵”。敌人飞机扔下的炮弹，休想炸我，炮弹一出膛，我一听声音，就能及时判断、及时躲避。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们很是动了些脑筋。架线时，我们把线路改了，选择绕过敌封锁线和敌人经常轰炸炮击的地方，这样既保障了线路畅通，又减少了人员伤亡。我当电话班长一年多，有战友受伤，却没有战友牺牲。
　　在朝鲜战场战斗了两年多，1953年7月，我们胜利回国。
　　作者 张天发 谭玉照 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