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重庆没有专卖邮票的商店，也很少有人集邮。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为集邮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邮人增多，集邮风气日盛，印制了各种纪念邮票。在此期间，重庆邮商开办邮社30多家，重庆邮票研究会成立，集邮书刊得以发行。一大批集邮家开办邮社，组织邮会，创办邮刊，传播邮讯，交流邮识，研究邮学，互通邮品。邮人、邮品、邮商、邮会、邮刊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抗战时期重庆集邮的繁荣局面。
　　重庆集邮文化发展机遇
　　抗战时期，重庆集邮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至1942年为初步发展期，1943年为繁荣兴盛期，1944年至1945年为持续发展期。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企业、工厂、学校随之内迁，重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邮政总局由南京先后迁往汉口、昆明，于1939年将主要的机构、人员迁至重庆办公。大批集邮人士至此聚集到重庆，邮风也开始兴盛起来，吸引了更多普通民众参与集邮。
　　当时，我国邮票一律在香港和美国印制，前后方邮区一致售用。香港失陷后，则在重庆及福建南平两地印制新票，由后方各邮区一致售用，沦陷区仍用旧票。
　　在重庆，邮政总局向重庆中央信托局、大东书局、中华书局订制邮票，分别称中信版、大东版、中华版邮票。重庆成为邮票印制之地后，集邮人士增多，为方便集邮家购票，东川邮政管理局特设集邮组。战时重庆生产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邮票、邮戳，有纪念票、难民票、赈灾邮票、军用邮票、纪念日戳、特别邮戳等，如国父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票、赈济难民附捐邮票、庆祝重庆陪都建立纪念戳、重庆陪都第一届防空节纪念戳等。
　　集邮商社的创办发展
　　同歆邮票社是重庆首家集邮商社，也是西南地区首家专业的集邮商社。创办人刘恒生来自浙江，他爱好集邮，邮识丰富，1936年到重庆不久便从事邮票买卖。1937年，同歆邮票社正式挂牌营业，深受集邮人士欢迎。
　　重庆第二家邮票社为东川邮政管理局员工许寰儒所办。1941年，他集得大批邮票，开办了新生邮票社。后来，他受北碚编译局聘请，在北碚继续经营邮票买卖。
　　除最早的两家邮票社外，“刘瑞章君之景侣，耿凤翔君之重庆，郭晋康之鱼光，王孟儒君之万国，王天海君之渝南，乐美琮君之艺光，吴敏祺君之渝光，舒宇澄君之业余，嵇德英君之蕴记等”邮票社也相继成立。这些邮票社大多开办于1943年上半年，主要负责编辑邮品目录、销售新旧邮票、交流邮识等。1943年7月，《陪都邮声》创刊号中《邮海见闻璅记》一文提及，重庆集邮风气日渐舒展，邮社之多，如雨后春笋。同月，吴乐园在上清寺美专校街3号开办国宝邮票公司。这一年重庆的邮社创办迅速，知名的有十几家，数量空前，且大多经营至抗战后。抗战结束时，重庆邮社增至30多家。
　　郭晋康创办的重庆鱼光邮票社颇具特色。该社分设新邮服务部、国邮代办部、外邮选购部，广泛招聘社员，每月编辑票品目录、销售邮票。为增进社员邮识及报道最新邮讯，该社于1943年11月创办《邮讯》赠阅社员，内设邮讯、邮人小传、邮坛广播、集邮谈屑、邮苑拾零等栏目，共出14期。后该社又不定期出版《邮讯简报》10期，加强了邮票信息的传播。因标价低廉，鱼光邮票社大受欢迎，直到1946年郭晋康返沪而停业。
　　由于抗战时期重庆物价上涨，邮资经常变化且成倍增加，邮票价格混乱，邮商信誉受到损害。为维护邮商利益，协调集邮者与邮商间的关系，“各邮票会筹组重庆市邮商联谊会，旨在联络同业情感，评定划一市价，籍杜操纵，而资推广，会址暂设太平门四方街同歆邮票社”。1944年5月，刘恒生、郭晋康等筹备设会，每月一会。初定5月15日开会，但因意见不同而作罢。当年，重庆又新增知名邮社4家，即潘伟光的伟光集邮社、艾元俊的邮友邮票社、王育中的世界邮票社、王劳生的劳生公司。集邮商社规模不断扩大，改善邮票市场环境的意愿凸显。
　　集邮组织的发起组建
　　集邮组织是集邮爱好者聚集研讨邮学、交流邮品的团体。抗战时期重庆最早的集邮组织为交通部系统内部集邮爱好者团体——交通部邮人联谊会。该会成立于1940年，每周末聚会，会员有赵翔云、郑汝纯、张枕鹤等，不断发展到十几人。1941年，联谊会改组为交通部同人集邮会，10月30日创办《交邮月刊》研究邮识。《交邮月刊》为手工刻写油印本，是重庆最早的邮会刊物。后来，因赵翔云、张枕鹤等参加重庆邮票会的筹备，该会活动停止。由于该会为政府机关内部邮会，因此社会影响力较小。
　　桐油商人赵达甫因好集邮，于1942年1月创办山城邮票会。邮会周日集会，开办会刊《山城邮讯》。同年2月，会员发展到80多人。“6月，因人事问题，赵物质精神受双重打击”，该会“难以维持而解散”。
　　1942年7月，郑大镛、傅德林等组建陪都邮人座谈会，每周一在郑大镛住所聚会，先后达25次。同时，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月会，研讨邮识，沟通邮讯，流通邮票。
　　为提倡集邮、宣扬国威，重庆市邮票研究会（简称重庆邮票会）于1943年6月6日成立，郑汝纯、张枕鹤先后担任理事长。该会设总务部（办理文案）、宣传部（出版刊物）、服务部（邮品买卖）、研究部（邮品研究、审查），分别由郑大镛、张枕鹤、潘祐林、赵翔云负责管理。第二届会员大会后，邮票会改组，设文书组、流通组、编辑组、研究组、会员组、会计组、服务组、发行组，业务更加细致。仅一年时间，邮会会员便从2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邮票会定时举行周会、月会，大家在会上交换邮识，出让票品，以有易无。该会还广泛吸收西南地区邮友，会员发展达千人。1943年7月，重庆邮票会创办会刊《陪都邮声》，形式为双月刊，共出版11期，主要研讨邮学，刊登邮讯、邮品、邮人等信息。该刊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行的最为重要的专门研究邮票的刊物，也是中国最早引用西人“集邮学”一词的刊物。
　　1944年末，重庆邮票会发起中信版邮票研讨笔谈会，讨论中信版邮票纸质、刷色、齿度、暗记等。为响应金竹邮票会，重庆邮票会号召赵达甫、艾元俊、姚秋农等12人组成邮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探讨、整理邮学名词，促进邮学发展。
　　抗战胜利后，重庆邮票会大部分会员复员，会务由刘恒生、刘瑞章主持，至1947年自行解散。重庆邮票会与贵州金竹邮票会、成都集邮会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三大邮会，影响巨大。
　　集邮者的社会活动
　　1945年，重庆集邮人数达万人以上。很多爱好者寻找组织加入邮会，交流邮识，逐渐发展成为集邮家。有的因较早集邮、藏品丰富而成为集邮家，如郑汝纯、郑大镛、张枕鹤、姚秋农等；有的为邮局工作人员，从接触邮票到爱上集邮，从而成为集邮家，如陈允良、许寰儒、潘佑林；有的爱好集邮，从而经营邮票，邮识渊博而成为集邮家，如邮商刘恒生、郭晋康、艾元俊、吴乐园等。其中，赵翔云、赵达甫、赵善长有“邮界三赵”之称，刘恒生、郭晋康、乐美琮均系宁波人，被称为“三阿拉”。
　　集邮者除加入重庆邮票会外，还加入民国三大集邮组织中华、甲戌、新光，以及贵州、成都等地的集邮组织。他们参与聚会，互换邮票，互通邮识。甲戌邮票会赵善长、汪剑魂等抗战时期曾在重庆生活，与重庆邮坛重要人物聚会。当时，邮风广泛影响各年龄人群，小学课本第4册第二课便是“集邮票”，集邮成为小学生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
　　集邮家群体中，郑汝纯、张枕鹤、赵达甫、龚守宪是比较知名的代表人物。
　　郑汝纯，江苏无锡人，早年加入中华邮票会，为终身会员，参与创办甲戌、新光邮票会。他集邮以一新一旧为原则，不纳入变体，坚持邮票的正统性。1939年，贵阳被日军轰炸，郑家遭难，华邮7册、片封1箱全毁。到重庆后，郑汝纯任职交通部，重新集“复兴集”“西藏票”“沦陷区及东四省伪邮票”等。后出任重庆邮票会理事长，撰写了大量集邮文章。
　　张枕鹤，字静庵，笔名绣石，江苏无锡人。他爱好集邮，为甲戌、新光邮票会会员。因抗战入川，在重庆交通部公路局会计处任职，是重庆邮票会筹备组成员，任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长。因擅长诗词文学，张枕鹤成为重庆各大邮刊的负责人。《陪都邮声》一年六期，集稿写稿编排付印全靠其一人之力；《现代国邮专刊》也“为张枕鹤先生之伟大贡献”；郭晋康创办的《邮讯》自第九期起也请张枕鹤主持，张“希望做到隽永轻松的地步”。
　　赵达甫，江苏常州人，抗战前来川，住重庆南岸，说得一口四川话，为“不求速达”的老集邮家，其父和子女都好集邮。抗战时期，他积极集邮，尤其喜欢近代邮票。后来，他加入重庆邮票会，热心邮会事务，主持邮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为邮会组织募捐，发起重庆邮票会的五万基金与金竹会的百元基金运动。他反对囤积居奇，被称为“邮林侠客”。
　　龚守宪，任职于重庆中央银行，邮票收罗宏富，注重品相。他“爱吃花生米，摆龙门阵，从花生的营养价值谈到万寿日本版与上海版的区别，也爱谈经济问题、金融信息”。作为重庆邮票会的发起人之一，龚守宪进入出版组，为候补监事，经常参加周三座谈会。为响应救济难胞运动，重庆邮票会共募得国币三千，龚守宪捐款三百，并将款项送至交大公馆汇转。
　　邮学专著的编辑出版
　　邮学专著《国邮要目》由黑龙江人党恩来编著。他1938年在重庆中央银行工作，爱好集邮，注重邮学研究，认为国邮品类繁复、杂不易辨，从而著书。1943年，党恩来和舒宇澄共同经营业余邮票社，主要出售《国邮要目》，兼营邮票，社址位于白象街77号党恩来寓所。后来，党恩来加入重庆邮票会。
　　1943年4月，《国邮要目》由重庆业余出版社出版，详细介绍正常邮票（普通、纪念、航空、欠资）、限地方贴用邮票（新、滇、吉黑、川、冀、豫、鲁、晋、苏、察、粤、藏等地）和特种邮票（快信、储金等）三大类，追溯自1878年“大龙”票至1943年“改作五角”邮票的详情，附版式区别插图30余幅。《陪都邮声》创刊号中《跋华要目》一文提及《国邮要目》，“为铁岭君恩来所编订，自清代票迄晚近渝闽莅票，包罗无遗。立格分明，尤独具卓识，启慧后学，尤为集邮必备参考之书。今者邮学日繁，辨析言论，偶一失察，毫厘是差。格物穷理，考古验今，往往不能着力考索终篇。此帙之成，难得可贵”。该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唯一的中华邮票目录。当时，国邮史料目录仅有陈志川编著的《国邮简目》（上海国粹邮票公司1942年2月出版）。与《国邮简目》相比，《国邮要目》虽不能使人明了国邮之史略，但可熟悉每类票之概况。两书共同促进了抗战时期国邮的收集。
　　因集邮人士增多，而集邮参考书籍缺乏，艺光邮票社社长乐美琮积极编辑《集邮经验谈》一书，以宣扬集邮美德、辅导集邮人士为宗旨，向广大集邮者征文。内容以邮票史、个人集邮经验、邮商生活为主，同时涉及邮票统计、剖开、样张等。1945年1月，《陪都邮声》“邮闻集纳”提及该书“内容甚佳，不日出版”。
　　抗战时期重庆的集邮文化在近代集邮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兴盛带动了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集邮文化的发展，为解放战争时期重庆集邮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重庆有《山城邮讯》《沙坪邮风》等六七种邮刊，较早的同歆、景侣邮票社及劳生公司也一直开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作者 谭翠 朱姝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