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父母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在红岩村相聚、相知，成为了革命伴侣，并携手一生。他们是忠诚的红岩村人，其身后骨灰一半撒在嘉陵江里，一半深埋红岩的泥土中。红岩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成为他们永恒的归宿。
　　2023年3月7日，是父母结婚80周年纪念日。在春至人间的季节，我倍加怀念他们。
　　相聚
　　1914年9月20日，爸爸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童氏大屋耕读居。按照家谱他是“大”字辈，所以叫童大鹏。“耕读居”一词，充分表明了客家人既要种田又要读书的治家之道。
　　爸爸从小参加劳动，同时读私塾、上小学，一直读到新桥师范。1930年6月，当红军进长汀扩军时，在学校地下党员的引领下，16岁的他毅然参加红军。别人说，你个子这么小叫什么“大鹏”呢？所以，他在报名时改名童小鹏。
　　爸爸当月参军，当月入党，在红四军政治部做秘书工作。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炸弹未炸死”，艰难而幸运地到达陕北，并参加了东征。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时，被毛泽东看中，担任他的秘书。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爸爸跟随周恩来到西安。从此，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爸爸随周恩来到南京、转武汉、进长沙、绕桂林，最后到了重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本军队过不来了，重庆就成了战时首都，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入驻红岩村。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作为我党在国统区的坚强领导核心。当时，爸爸对外是八办的机要科长，对内是南方局秘书长。他在周恩来、董必武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在重庆战斗了近八年。
　　我的妈妈叫紫非，原名张子复，在重庆八办叫朱紫非。1918年11月，妈妈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毛工桥乡和家冲，在家排行第四。由于家境殷实，外祖父思想开明，她自幼入祠堂私塾启蒙，后入新校学习。
　　1935年，妈妈进入宁乡第一女校读初中。在校期间，她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这一时期，为培养战地和后方医护人员，当地开办了一个看护班。看护班的学员以女校较年长的学生为基础，吸收部分社会知识青年参加。妈妈作为该校学生参加了看护班的学习。同期学员后来均成为当地护理人员骨干，悉心照顾受伤的抗日军人。
　　妈妈在学校接受到新的教育内容，逐渐了解国家时事。卢沟桥事变后，她不愿做亡国奴，决心走上抗日战场，杀敌保家乡。做出这一重大决定，还与她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她的叔父张漱华，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及后来的补充团长，中共地下党员，曾任湘中游击队第三支队参谋长；伯父张伯伦也是中共党员，曾任湘中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姑母张觉非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军委书记李汉藩的夫人，坚定的共产党员，中国第一批女共青团员之一，与杨开慧是同班同学。同时，“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与妈妈的家族有着姻亲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受长辈和亲属的影响，妈妈更加坚定去延安的决心。
　　1937年8月，妈妈通过八路军湖南办事处去了延安，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毕业后被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妈妈去延安时，向刘少奇借了40元作为路费。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刘少奇也来了，妈妈赶紧走过去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刘少奇诙谐地说：“你的40块钱还没还我呢！”
　　1940年7月，周恩来回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爸爸随行。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选调了一些机要电台人员到重庆，其中就有我妈妈。
　　妈妈他们与周恩来同机到兰州停留，吃饭后飞往重庆。爸爸是机要科长，热情地招呼他们。妈妈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见一个小个子，上下跑来跑去……
　　结婚
　　由于爸爸在机要科年龄最大，老一辈革命家都非常关心他的婚事。1937年春，他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时，林伯渠给他写过一首打油诗：“年居二五尚无妻，东西南北走马蹄。伤心经过板子巷，看见公鸡追母鸡。”其实那里没有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谈恋爱、结婚。
　　1938年1月，爸爸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长江局有女同志，同办事处来往的女青年也很多，但因为工作忙，爸爸没时间谈情说爱。9月，他随王明、周恩来、博古回到延安。
　　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调了一批译电员和报务员（有男有女）到重庆，译电员由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决定，报务员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决定。爸爸到重庆后，一些机要人员也被调到重庆。博古看到那些同志，对爸爸开玩笑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选个好对象，尽调些‘孟良、焦赞’来。”爸爸说：“这都是由机要处和军委三局决定的，我想选对象也选不了啊！”
　　1940年7月，妈妈被调到重庆八办当译电员，在爸爸领导下工作。在艰苦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中，他们经过互相了解，有了一定感情。1941年初，爸爸向妈妈表达了愿望，但遭到妈妈拒绝。已经27岁的他尽管有些不快，但照常工作学习，说：“不能勉强人家嘛。”
　　后来，爸爸与电台的李冠华经过接触，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报告了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随着重庆形势日渐紧张，外面需要建立预备电台，李冠华被派到重庆郊区地下党员莫止家里，与莫止母亲同住。一段时间后，莫止和李冠华由假夫妻逐渐产生了感情。孔原曾征求爸爸的意见，是否调李冠华回来。爸爸表示工作重要，个人问题是小事。此后，经组织批准，莫止和李冠华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他们到上海吴克坚系统工作。
　　1942年冬，爸爸第二次向妈妈提出结婚的想法。这一次，妈妈没有反对，但说要考察一段时间，即先订婚再结婚。工作之余，他们在山坡上、小溪旁、“情人”桥留下了热恋的身影。经孔原批准，爸爸妈妈决定于1943年元旦订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结婚。
　　因周恩来在三八妇女节当天有统战活动，结婚仪式提前在3月7日举行。晚饭前，周恩来和爸爸妈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楼前合影。经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批准，晚饭多加了两个菜，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何莲芝、孔原、钱之光和爸爸妈妈一块吃饭。饭后，大家一起到俱乐部参加婚礼晚会。
　　邓颖超在祝贺讲话中希望所有夫妻都实行“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信、互助、互让、互谅”。周恩来勉励爸爸妈妈要把夫妻关系搞好，把革命工作做好。他还对在场的青年同志打趣道，没有结婚的同志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条件成熟，对革命工作有利，一一都要解决。董必武作诗《贺童小鹏、朱紫非结婚》：“春至人间后，童朱鼓瑟琴。不须书两地，已结带同心。桃夭华灼灼，梅标实沉沉。灼灼桃华绽，双双燕子临。红岩三八节，喜引凤凰音。”
　　当晚，爸爸离开三楼的机要斗室，妈妈离开集体宿舍，搬到了周怡、张玉琴住过的稍大的房间，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的被单是刘太太（即饶国模）送的，毛巾是申光送的，两条枕巾是刘恕送的。他们自己买了几尺棉布，妈妈缝了一件背心、一条裤衩，就这样开始了婚姻生活。
　　生子
　　结婚后，爸爸妈妈相亲相爱，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1943年12月1日凌晨，我出生了。当时，在红岩出生的孩子不少人名字中都有一个“丹”字，孔原叔叔翻看了《列宁选集》，给我取名“丹宁”。爸爸妈妈说，我小时候长得很胖，头圆圆的，脖子上有三层肉，很像美国总统罗斯福，大家就叫我“罗斯福”。所以，我的学名叫丹宁，小名叫罗斯福。
　　那时，牟爱牧、荣高棠、申光都有孩子，洗婴儿尿布是他们的业余工作。重庆多雨，又是雾都，空气湿度大，为了使尿布干得快，他们把食堂的烟囱当烤箱，用来烤尿布。有一次，周恩来、邓颖超回了延安，爸爸妈妈带着我在二楼周恩来、邓妈妈的办公室兼卧室暂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爸爸为了哄我睡觉，抱着我在二楼走廊里来回走动，一不小心从楼梯间滚了下来。爸爸本能地把我紧紧抱着，滚到楼下时，他的额头碰破，鲜血直流，而我毫发无损。
　　1942年以后，办事处的孩子多了起来。为不影响同志们工作，又能很好地教育管理孩子，在邓颖超、钱之光的关怀下，红岩托儿所建立起来。托儿所有几间平房，一个院坝，文书科员张德碧任所长，女工田妈妈负责做饭、打扫卫生，妈妈们轮流值班照看十几个孩子。孩子们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如小丘吉尔、顽固、灯泡、贝贝、罗曼、阿米、乐天等，充分反映了爸爸妈妈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5年10月，我的弟弟在红岩村降生。为纪念抗战胜利，爸爸妈妈给他取名“利宁”。
　　离别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发布“还都令”。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陆定一，秘书长齐燕铭，中共中央重庆局主要负责人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章汉夫、宋平、章文晋和机要电台人员共10余人，乘坐马歇尔的专机飞抵南京。5月15日，爸爸和部分机要电台人员携带400瓦的大电台乘美军运输机到南京。16日，董必武、李维汉等30余人抵达南京。17日，代表团顾问何思敬、李澄之等20人，最后一批乘中航飞机到南京，其余人员和家属分批乘船先后到达南京。
　　离开重庆前，由于交通困难，组织上同意一部分家属先疏散。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在一位叔叔的护送下回到湖南宁乡老家隐蔽。原打算交通畅通时再去南京，后因形势变化很快，国共内战一触即发，南京中共代表团不断疏散人员，妈妈就一直待在宁乡农村。为隐藏真实身份，妈妈以家庭为据点做掩护，联络到原宁乡县委书记李石锹，暗示李到南京梅园找爸爸，并转告我们母子的情况。
　　李石锹知道爸爸妈妈的一些情况，很快去南京找到爸爸，说明我们母子情况和他的真实来意：要求找党的关系，领导他们在宁乡一带搞秘密武装，准备迎接解放军。经组织部长同意，爸爸和组织部的梁华给他看了文件，谈了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任务，鼓励他们在农村组织群众，利用可能条件进行合法斗争。回到宁乡后，李石锹组织一部分群众和秘密武装，配合解放军解放宁乡。在此期间，妈妈以教师身份进入宁乡横市云山书院教书，以合法职业从事党的宣传和动员工作。
　　1948年上半年，妈妈从宁乡老家来到长沙，经她的哥哥张熏陶介绍，在安江县审计部门工作。这年冬天，中央统战部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时，妈妈接到组织通知，要其前往。于是，她独自向南绕到香港，搭乘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船，于1948年12月到李家庄与爸爸团聚，回到了组织怀抱。
　　我和弟弟则留在宁乡老家，直到1950年，妈妈才把我们接到北京。
　　情深
　　爸爸妈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多年，在红岩恋爱、结婚、生子，对红岩怀有深深的情谊。在渝期间，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反共高潮的生死磨炼，经历过整风学习，坚定了革命信心，学到了崇高的革命品质。他们与钱之光、孔原、荣高棠、管平、袁超俊、申光等共同战斗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爸爸妈妈一起先后9次重返红岩村，爸爸回红岩的次数多达11次。重返期间，他们讲革命历史，赠送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编辑《南方局党的资料》，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0周年时，爸爸就带着我们哥俩一块回到红岩参加活动。
　　为了专心撰写回忆录，爸爸妈妈于1990年底从北京迁居漳州。爸爸撰写了由陈云题词的《风雨四十年》，由谢冰心题词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和《回忆与思念》文集。2001年4月，爸爸正在编写《历史的脚步声》影集时，突发脑梗住院。这本由杨尚昆题写书名的影集只编了前部分，留下了遗憾。
　　1993年7月14日，妈妈在漳州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5岁。1994年3月6日，爸爸带着我们兄弟和亲属专程把妈妈的骨灰从漳州送到重庆。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船顺嘉陵江逆行而上，到达红岩村后山红岩嘴，将妈妈的骨灰一半撒向江中，一半埋在红岩村的山坡上。墓穴里放着一瓶妈妈喜欢喝的茅台酒，另外还空着一半的位置，用水泥封好后又用土和树掩盖起来。爸爸当着众人的面，郑重宣布：“当我将来寿终正寝以后，由丹宁、利宁和其他家属一起同样把我的骨灰送回红岩，让我同紫非永远在红岩安息。”
　　2007年7月14日，爸爸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7月21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遗体火化后暂存八宝山。遵照爸爸遗愿，2009年5月9日，我们兄弟到达红岩嘴，将爸爸的骨灰一半撒向嘉陵江，另一半骨灰则和妈妈放在一起，实现了爸爸妈妈生前的愿望。
　　作者 童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