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与知识界、科学界来往甚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科学家交往密切，同其中很多人成了至交好友。水利部门是周恩来十分重视的部门，许多水利专家同他有过亲密交往，工作上也得到他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持。
　　重视水利科学，提倡水利教育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水电和灌溉远远落后于可能开发的水利水电资源的状况，“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假如能够把全部水都利用起来，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这番炽热的话语，温暖了与会水利专家的心田。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各个领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专家相聚一堂，共商振兴科学、建设国家的大计。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他把兴修水利看成是建设国家基础性的和排第一位的工作，号召所有科学家都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为中华民族谋取福利。
　　会议上，周恩来深刻指出：“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他以近代中国水利科学的先驱李仪祉为例，谈道：“李仪祉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新中国“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周恩来认为，不仅要人尽其才，充分发挥现有专家的作用，而且要后有来者，要大力培养青年专家。他说：“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对此，周恩来提出要像李仪祉那样重视水利教育。李仪祉求学欧洲，专攻水利工程。学成归国后，他向张謇建议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培养水利人才。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正式成立，李仪祉担任教务长兼教授，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水利科学人才。
　　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现在报考工程院系的青年很多，报考水利系的青年却很少。若把1950年水利工作成绩宣传出去，把1951年水利占国家预算第三位的事实宣传出去，青年们了解了水利工作前途的远大，自会有许多人去报考水利系的。
　　周恩来重视水利科学，强调兴办水利教育以培养水利人才，并高度评价李仪祉，全国水利专家深受鼓舞。
　　耐心听取汇报，参与现场选址
　　周恩来多次亲临长江、黄河、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新安江水库等水利建设项目现场，向钱正英、冯寅、张光斗等水利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与施工进展情况。他不仅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常邀请他们到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共商治水大计。
　　1950年春，苏北人民着手治理沂河。苏北地处淮、沐、沂、泗诸河下游，历来是洪涝灾害严重的地区，被称为“洪水走廊”。为了分泄洪水，人民政府首先在这里开挖了新沂河。但第一期工程开工后就遇到困难。有关部门对这条新河认识不一致，工程所需粮款又没有着落，一时间工程无法进行下去。后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派华东地区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到北京，请求水利部出面支持。钱正英在北京招待所住下没几天，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就通知她：“总理要直接听你汇报。”钱正英听后，喜出望外。李葆华带她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们握手，耐心倾听钱正英汇报，询问新沂河工程的情况，表示支持把工程搞好。钱正英的汇报清晰、有条理，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周恩来关怀下，新沂河开挖工作得到推进，同年秋天顺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不久，苏北遭遇一场大洪水，新沂河分泄了洪水，减轻了苏北地区的受灾程度。
　　这场大洪水过后，周恩来主持召开治淮会议，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与水利专家用19天时间拟定了蓄泄兼筹的方案。汪胡桢、钱正英、肖开瀛、王祖烈等水利专家按照该方案制定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治淮方略》全文，并认真听取了汪胡桢、钱正英的汇报，肯定《治淮方略》的原则具体可行。以《治淮方略》为指引，治淮工程很快掀起新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张光斗在中南海开会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得知他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工作时，热情地说：“新中国要大规模地搞水电建设，希望你努力工作，为人民立功。”不久，张光斗受命负责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的设计工作，为开创新中国治理黄河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6月26日，周恩来到规划中的密云水库现场勘选坝址，张光斗等专家向周恩来详细汇报设计方案。当时虽然已是初夏，但天气仍有几分凉意。一阵风吹来，正在汇报情况的张光斗不觉抖了一下，周恩来看在眼里。他见张光斗只穿了一件衬衫，两只袖子卷得高高的，立刻指着张光斗对随行人员说：“他有些冷，快给他加件衣服。”
　　1959年9月1日，密云水库胜利拦洪蓄水。一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特意把张光斗请到第一桌，向他敬酒，感谢他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的贡献。
　　早在1946年黄河堵口归故斗争中，水利专家王化云、赵明甫就与周恩来有过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化云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与周恩来交谈几十次；赵明甫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2月，赵明甫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黄河泥沙与水土保持工作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这是我们的水利专家赵明甫同志。”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林一山、魏廷琤等水利专家不仅跟随周恩来查勘荆江大堤与三峡坝址，还多次向周恩来汇报汉江流域规划、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以及长江其他水利问题。1965年1月7日，林一山、魏廷琤到中南海拟向周恩来汇报三峡工程研究情况。因林一山汇报完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情况后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当晚总理秘书值班室还安排了八位副总理分两批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政务繁忙的周恩来只得把他们送到门口，亲切地说：“本来还要再听听你们的汇报，时间不够了，另外再约时间吧。”
　　水利专家文伏波在进行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葛洲坝工程的设计过程中，曾先后八次到中南海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要亲切地询问工程技术人员的姓名、年龄。当他知道文伏波的姓名和年龄后，风趣地说：“伏波，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搞水利的。50岁不到，正是出力的时侯。”在丹江口和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文伏波一再坚持采取温度控制措施以减少或避免混凝土发生裂缝。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有些负责人盲目追求速度，解除了温控措施，使混凝土施工中出现了严重裂缝。周恩来在会上公开支持文伏波等专家的意见，旗帜鲜明地说：“为什么不搞温度控制呢？经过实践行之有效的经验，一定要坚持，不要怕别人反对。”
　　争取水利经费，协调解决问题
　　兴修水利工程需要财力、人力、物力的支撑，周恩来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治淮、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周恩来几次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商量如何解决水利经费问题。为保证密云水库白河坝基处理所需要的设备、器材与人力，周恩来请薄一波指定专人邀集有关部门商办。为保证黑龙港治水工程的物资供应，周恩来亲自让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办理。在周恩来主持下，每年的水利计划总是先于其他计划定下来，水利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适度超前发展。
　　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物质利益关系，而且存在着不同部门间的矛盾。为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合作治水，周恩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协调争取工作。在治淮过程中，他主持制定的蓄泄兼筹方案合理解决了皖北要求泄水、苏北要求蓄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豫皖苏人民团结治淮的积极性。在兴修三门峡水库时，周恩来提出要合理解决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用水问题。在海河的治理与开发中，周恩来始终注意工业、农业、林业、水利水电、水土保持、交通运输、水产养殖等综合治理与利用。在国务院牵头组织下，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不仅有流域内有关省市区的领导参加，而且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水利部、电力部、铁道部、交通部、农业部、林业部、地质部等中央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这保证了对流域治理与开发的统一规划与集中领导，以及条条、块块、条块之间的有效协作。
　　中国人多地少，发展水利与土地淹没、安置移民一直存在矛盾。在三门峡水库、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新安江水库等水利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周恩来亲自过问移民安置问题，指出要以尽可能小的土地淹没损失取得尽可能大的水利水电效益。对水灾之后的治水和灾民救济问题，周恩来提出并积极推行以工代赈的方略，将救灾工作与治水工程结合起来，既解决大量灾民的饥饿问题，也解决大规模治水所需要的民工问题。他还具体指出，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水工作。以工代赈在20世纪60年代治淮和治理海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协调水利部门内部各流域水利机构之间协作治水的关系，并支持水利部充分发挥协调功能。这使许多著名水利专家能参加多流域的治理与多项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其专业才能。
　　林一山既是治理长江的专家，也参与了治黄的决策。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时，林一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出了反对意见。一开始，周恩来以为林一山是为了给长江水利工程争取投资，因此对他说：“先解决黄河的问题，你们长江以后会投资的。”后来，周恩来弄清了真实原因，鼓励林一山大胆探索，提出更多治黄新建议。
　　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林一山认为治黄是农业问题，主张放淤，把黄河的水吃干喝净。周恩来说吃干喝净思想是浪漫主义，但又十分重视放淤主张的合理内容。1964年12月，林一山提出先用200亩地在黄河搞放淤稻改试验的方案。在周恩来要求下，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966年连续两年派出工作组前往濮阳、范县、鄄城、梁山，会同有关部门协助当地农民进行放淤稻改，使这些地方出现了百里稻香。
　　1972年11月，河北、天津、北京旱情严重，周恩来在连续主持召开三次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后，又抽时间听取了河北、天津、北京汇报海河工程问题。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在讨论长江葛洲坝后，再谈一下海河水利工程。请林一山同志也来。”这次海河工程问题汇报会，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讨论水利问题的专门会议。
　　关心爱护人才，听取专业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逐渐展开，周恩来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周恩来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都是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只懂一套政治，分配到业务机关工作的确有困难。他还说：“革命干部，长期参加革命斗争，尽管对战争、对革命工作很熟悉，可是一旦转到建设方面，也产生知识不够的困难，特别是缺乏新的技术管理知识，也需要再教育。”
　　林一山总管长江，王化云总管黄河，他们虽然上过大学，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学水利出身。为了成为水利专家，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周恩来经常鼓励青年人向他们学习。
　　针对原来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规划方案，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曾提出反对意见。三门峡水利枢纽出现泥沙淤积问题后，专家们研究对策，提出打洞排沙的建议。周恩来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温善章。”周恩来接着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王化云主张通过上游修拦泥库来解决三门峡水利枢纽泥沙淤积问题，周恩来批准他搞拦泥库试点，同时指出：“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王化云接受了打洞排沙的改建方案。
　　钱正英20世纪30年代末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参加革命。1952年，钱正英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时年29岁，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女副部长之一。1968年6月19日，周恩来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钱正英时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在水利业务上，周恩来非常重视钱正英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队出于备战考虑，建议在苏北开挖一条运河，得到了军队首长的支持。钱正英从专业角度考虑，反对在苏北违反自然规律开挖运河，因此受到指责。周恩来得知后，第一时间表示支持钱正英的正确意见，向军队首长认真作了解释。
　　1965年北方干旱，河北、北京、天津严重缺水。1966年1月28日，周恩来听取天津市关于抗旱与生产安排的汇报时，天津市提出，农业上为保50万亩水稻，要求中央增加6亿立方米的水。对此，周恩来问钱正英：“密云水库还有多少水？”钱正英说：“还有15亿立方。”周恩来说：“拿出12亿，北京、天津各6亿。”钱正英说：“密云水库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要从最坏处作准备。因此，我的意见是维持原来的分水方案，6月以后再说。”周恩来赞成道：“好啊！要留有余地嘛！城市和农村都要节约用水。”
　　周恩来对钱正英向来要求严格，严肃的批评中总是饱含着希望。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瞎指挥，有些水利工程建设没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水利电力部也不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次，一个大水电工地发生了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找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
　　1959年，水利电力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利展览馆。有位领导同志到水库参观，发现了这件事并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询问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确有其事，并准备接受周恩来严厉的批评。然而，周恩来只是摇摇头，仅仅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也会做这种事。”这句带有失望和痛心的话震撼了钱正英的心，不但促使她改正错误，也激励她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作者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