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分馆成立。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重庆分馆转为总馆，存续时间近5个月，在《新华日报》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目前，关于《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的记述散见于相关人员回忆文章等史料中。这些资料简要记述分馆成立时间、印刷和发行情况，普遍存在描述创立时间不清、机构名称不明、开展工作不全面等问题。本文结合相关报人回忆、《新华日报》记载、档案材料等，着重梳理重庆分馆发展脉络，探讨分馆对重庆树立中共持久抗战旗帜所起的重要作用。
　　筹备与初建
　　1938年1月11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成果之一，《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与此同时，在重庆设立分馆的计划应运而生。21日，长江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而且很快会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取的中心。建议中央速派得力的川籍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筹办印刷厂。”
　　武汉会战打响后，各类机构纷纷内迁，但《新华日报》“极愿与武汉共存亡，不到最后关头即不离开武汉”，同时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建立分馆及若干分销处，努力“改变过去应付的被动的发行工作，主动有计划地发行”。1938年7月，武汉总馆将三分之二的人员陆续派往重庆和西安，以备内迁。
　　总馆曾计划在位于陕北根据地和重庆之间的西安出版《新华日报》。1937年底报馆在宁筹备时，便将在沪抢购的数百令白报纸护运至西安。1938年2月，西安设分销处。后来，总馆派杨放之、何云等15人前往西安，以3500元购买永新印刷厂设备，向当局提交出版申请。然而，蒋介石只允许全国出一张《新华日报》，“不准再出其他地方版”，陕西当局亦以“该报言论欠妥，西北环境特殊，深恐影响社会”为由拒绝办理证件。这样一来，在重庆建立具备印刷力量的分馆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以求“万一武汉不保”，《新华日报》能“电渝继续刊行以免中断”。
　　时任长江局副书记、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十分重视《新华日报》在渝筹建分馆的工作。1938年2月，周恩来派周怡建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渝通讯处，以联络川渝地方党组织力量，为筹建分馆做准备。此后，他面见《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以“敌人向武汉节节进逼”“新华日报决迁重庆”为由，请其全力协助，并安排潘梓年、周怡与周钦岳共商分馆筹建细节。周恩来还令潘梓年致信《新蜀报》编辑赵铭彝，让其代为租赁苍坪街69号作为馆址。
　　5月22日，《新华日报》报头添印重庆分馆及其地址。28日，以报馆管委会航汇1500元、每月津贴200元作为启动资金，《新华日报》重庆分馆正式成立，周怡任经理。分馆成立前，报纸抵渝需10天左右；成立后，当天下午8点左右或第二天一早就可看到报纸，且“华西爱读本报之士及各救亡团体书店报社学校等”可直接与重庆分馆接洽。
　　分馆成立之初人员较少，主要任务是依靠启明印刷厂和《新蜀报》的印刷设备翻印报纸。分馆陆续从通讯处和青年自强读书会调来牟爱牧和李思源，同时招募向贤初、周守如、周孚为等，逐步增强报社力量。
　　建立印刷所
　　由于大型日报所用铅印技术对机器、人力和纸张有较高要求，《新华日报》针对分馆成立后在印刷上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前作出筹备。
　　总馆先派总经理熊瑾玎和印刷部副主任严启文在武汉储购器材纸张，后又让二人与会计朱端绶等一起来渝“打前站”。1938年7月14日，他们离汉抵达宜昌，停留十余天后，于8月初抵渝。重庆的盛夏酷热难当，严启文等人患上痢疾、疟疾。由于住房紧张，熊瑾玎将工作人员安排在机房街70号通讯处和附近白龙池租赁的房屋中。他们克服困难，还为后续抵渝的人员安排衣食住行。
　　战火导致长江运力紧张，因原承运货轮违约，机器纸张未能按时抵渝。对此，熊瑾玎只能加紧在重庆本地寻找印刷资源。经考察，他发现分馆存在依赖代印、纸张成本过高、财务管理不善、资金周转困难等运营管理方面的不足，为此采取了规范财务、预付报费、登报警告假冒者等一系列整顿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印刷所。
　　熊瑾玎最初考虑将印刷所设置在机房街70号，此处“印刷编辑2部的设置与工作人员的住宿均可容纳有余”，但因其房屋“不甚牢固”、不便安放马达而作罢。他又联系买下启文印刷局，但总馆意见是只租不买，也未能实现。经多方比较，熊瑾玎通过《新蜀报》主笔漆鲁鱼的关系，以押金1500元、每月租金350元的价格租用西三街2号《星渝日报》印刷所。
　　分馆通过多种渠道招募工人。留用《星渝日报》印刷所原有9名工人，雇请《新蜀报》杜延庆介绍的政治觉悟较高的排字印刷工人。由于印刷所当时只有一些破烂的印刷机和旧铅字，重庆又没有印刷机械制造商，根本买不到器材，为筹集铅印设备，分馆只能自己“装备马达，觅购浇版机，并修理一切”，由杜延庆帮忙铸字，同时“自己晒纸、绘图，交机器厂去制作”。后来，分馆又购入一台破旧的、修了好长时间的对开机，方才满足印刷所运转的需要。
　　印刷所通过对外承接业务纾解财务困难，为重庆分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9月，熊瑾玎致信总馆：“已承接印刷黎明书店《文摘》6000本、本市之《生力军》、邓都之《邓都妇女》、零星名片、三个剧院的戏目单等，已略有收入……我们的生意应接不暇。大有本身可以自给，还可以给总馆开一小小的财源。”
　　出版发行报纸书刊
　　1938年前后，大量出版机构涌入重庆，进口白报纸价格涨至上海的三四倍。通过实践，分馆发现在重庆排印的《全民抗战》使用的土纸效果很好，可以替代价格高昂的白报纸，便通过《新蜀报》和生活书店的关系购买嘉乐纸厂、龙门造纸厂等生产的本地土纸，并与纸商订立长期合同，以此降低印制发行成本。土纸节约的资金十分可观。熊瑾玎以自印《解放》为例，使用白报纸每份成本5分6厘5毫，改用土纸则只需3分2厘5毫，土纸印刷对分馆节流起到了关键作用。
　　报纸和书刊的出版发行是重庆分馆赖以发展的主要经营业务。熊瑾玎深谙时效性对于报纸发行运营的重要性，发行时间越早，订户越多。当时，《大公报》可当天印出报纸，而总馆的纸型要延迟两三天才能到达，导致分馆出版的报纸销量大受影响。重庆本埠曾销《新华日报》1800份，因纸型晚到影响出版时间，订数一度降至400多份，《大公报》却有2000份。于是，印刷所建成后，分馆加紧催促总馆“保证纸型不拖班”。熊瑾玎还建议总馆早上6点出版，派专人监督发寄纸型并与航空公司交涉，以保证分馆尽早收到纸型、提前印出报纸、稳定发展订户。
　　当时，图书销售业务主要由生活书店等负责。为了让分馆在经营上实现财务收支平衡，熊瑾玎向总馆要回《群众》《解放》、新群丛书等经销权，自印书刊，从而扩大销量、增加经营收入。如《群众》由生活书店经销时，分馆只承销1000份。收回经销权后，分馆自印《群众》“九一八”特刊2000份。分馆还通过九一八纪念日八折促销、优待报丁等活动和措施，提高报纸发行量。
　　经过努力，分馆实现从代印到自印的转变，发行量取得突破，共发行《新华日报》149期，占武汉总馆出版的52%。分馆成立伊始，每日翻印1000多份，7月增加到2000多份。熊瑾玎来渝后，计划在9月将发行量提升至4500份。9月至10月，武汉、广州和重庆的发行总量一度超过3万份，其中武汉三镇在撤退前一周发行虽达1万份，但因人员陆续撤离、纸张不足，自10月21日起仅能出版两版报纸，而广州分馆已在沦陷前撤退。因此，重庆分馆实际承担了3万份发行总量的过半份额，这还不包括极受市场欢迎的抗战书籍数量。
　　承接总馆迁渝事宜
　　在日军直逼武汉的形势下，总馆迁渝日渐紧迫，重庆分馆肩负起“在渝筹备一切”的职责，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繁杂的工作。
　　1938年8月，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周恩来警觉地预料到，报纸在渝出版势必遭遇种种刁难，便让周怡立即办理变更手续。8月8日，分馆以苍坪街69号地址申请《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在渝变更登记手续。国民党重庆当局分别于11日和13日复文“仰于该社迁渝出刊后”再办。其实，当局盘算着以此次迁渝为由，扼杀《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和发行。
　　10月1日和25日，报馆两次呈文“请准变更登记”。国民党当局却以报馆曾申请在西安出版需“转咨四川陕西两政府查照”、登记证呈报照片并非原件以及申请书应由铅印改为墨书等为由拖延办理时间，甚至下令查封分馆。在此情形下，周恩来指示汉渝两地的中共组织密切配合，使国民党当局最终作出“不应查封，倘有此事，应予作废”的妥协。
　　12月，报馆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10日，潘梓年亲撰呈文，称“兹发行人业已到渝，出版事宜筹备就绪……理合具文呈请”。次年2月10日，他再次呈请“迅发变更申请登记证”，申明“登记证未发给之前继续在渝出版发行”。3月，南方局成立不久，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终于签发《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渝出版的合法证件。
　　1938年9月25日，鉴于《新华日报》无法在西安出版以及武汉处境的日益危险，中共中央紧急致电在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武汉紧急，你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党报委员会即进重庆通讯处一起……（董）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布置在西安的人员准备入川。”
　　9月底，西安分馆将大批工作人员派往重庆，只留4人分销。10月8日，报馆命在宜昌的华岗、王敬先、沃静霞等编辑和印刷人员先行乘船入川，安排编辑戈宝权、陈克寒于15日抵渝。23日，潘梓年和报馆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被日机击沉，其中16人不幸遇难。24日，周恩来到武汉总馆安排出版最后一期报纸，次日与总馆最后一批人员一同离汉。
　　按照党中央指示抵渝的董必武，于10月8日在重庆分馆茶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和〈新华日报〉》的讲演，指出“单单以《新华日报》预备在重庆出版一件事来说，就可证明我们的抗战一定是持久下去的”。他要求报馆从编辑部到排字房、机器房、发行部以及送报人，紧密团结、精诚协作，“像一架机器一般”配合，形成合力，共克时艰。
　　其间，为方便中共中央与重庆联系，并给《新华日报》提供素材，中组部派赵继等人赴渝成立机要科，每日把新华社抗战前线战报、边区建设情况、重要社论和政策性文章的电稿译出，交《新华日报》和通讯处传阅。经过近5个月的调试与磨合，重庆分馆终于配置完备。
　　10月22日，《新华日报》预告重庆版即将出版。25日武汉沦陷，分馆作为总馆正式亮相。当天，《新华日报》登出紧要启事：“本报十月二十五日在渝出版。”并刊社论《本报移渝发刊》，发出“日寇猖狂不已，国家破碎更甚，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之斗志亦愈坚，本报深愿与读者诸君及全国同胞一致地高举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之旗帜”的号召，使《新华日报》真正“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成绩与影响
　　面对国民党阻挠的不利因素，《新华日报》中共机关报的地位为重庆分馆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共中央充分讨论了党在重庆应开展的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为此作出细致部署。中共重庆市委也为分馆提供了帮助。《新蜀报》党支部成员漆鲁鱼、杜延庆、赵铭彝通过“工人先锋歌咏队”等组织，支持分馆翻印报纸、筹办印刷所。严启文回忆，“没有周怡联系的地下党员的帮忙，根本没有办法” 开展工作。
　　分馆成立后，重视经营使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不久便计划内迁，所耗人力物力极大，加上以往对经营重视不足，造成极大的经济困难。具备管理经验的熊瑾玎、朱端绶夫妇来渝后，在通讯处和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着手改善经营，使分馆在短期内就扭转经营局面。报馆工作人员“把自觉性与生产热忱提到空前的程度，这样就克服了工作中许多严重的困难，基本上能够完成报纸的迁渝，保证了重庆版的按时出版”。在经营管理中，分馆提出“编得早、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使《新华日报》即使在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十分复杂的国统区办报，也能与《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竞争，为总馆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同时，分馆积极开展社会活动，与国内外文化界人士建立联系，扩大影响，向国民党和社会各界传达出《新华日报》心系抗战的声音，为分馆顺利接替总馆在渝出版制造舆论。1938年6月10日，分馆在永年春餐馆举办重庆市新闻界文化界茶会，邀请中外代表40余人，吴玉章发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演讲，周怡介绍分馆筹备经过。芝加哥日报记者施体尔、路透社记者施密斯、周钦岳、崔唯吾等表达了对报馆的支持。8月13日，分馆与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青年职业互助会等中共外围团体在市区举行八一三纪念游行歌咏活动，为抗战捐款、募集冬衣。9月24日，分馆举办欢迎法共《人道报》副总编辑达纳的茶话会，加强与该报的联络。
　　分馆的建立为重庆地方党组织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声音，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宣传持久抗战思想的舆论阵地。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马列主义和党建教育的要求，分馆将中央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著作传递给地方党组织，使其及时了解中央方针政策并依此开展工作，还将毛泽东《论持久战》和周恩来论述持久抗战思想的《论目前抗战形势》印成单行本发行。董必武通过报纸发表《今年的九一八》，宣传持久战思想。中共党员李维嘉以分馆印行的《论持久战》为教材，组织兵工厂党员学习。部分读者受报纸熏陶，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分馆还号召共产党员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唤醒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青年自强读书会和青年职业互助会订阅并组织学习《新华日报》，团结一批进步青年。中共党员、互助会成员李荣模缩写《新华日报》刊载的《论目前抗战形势》《陷入泥沼的日本军阀》等文章，配以生动绘画制作宣传抗战的壁报。
　　《新华日报》重庆分馆虽然只存续了五个月，但这短暂的数月却是抗战内迁紧张进行、抗战局势日益复杂的重要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此期间召开，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得到初步证明。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间点上，重庆分馆坚守党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树起持久战的舆论旗帜，以因地制宜的经营模式、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为总馆迁渝出版发行八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 马乐 侯亚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