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是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1945年，他进入东北后，遵照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不断壮大、为夺取辽沈战役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紧急战略部署通过“七七决议”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同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战斗空前激烈，历时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人。5月18日深夜，东北民主联军鉴于国民党军队大量增兵，坚守不利，主动撤出四平。经林彪、彭真、罗荣桓、周保中等部队领导开会研究，报请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后，部队向松花江北岸撤退。22日，罗荣桓随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迁到哈尔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机关撤到哈尔滨以南约100公里的五常县。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15天的协议。罗荣桓认为，蒋介石同意暂时休战，无非是需要喘息时间，迟早还要大举进攻。因此，当务之急是抓紧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做好粉碎国民党军新一轮进攻的准备。6月中旬，罗荣桓与彭真、陈云等一道主持东北局工作，紧急安排了几项重要的战略部署。
　　第一项是以拉新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6月11日，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了拉新战斗的经过。
　　第二项是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6月12日，东北局以林、彭、罗的名义发出《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要准备做艰苦的持久的打算。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
　　第三项是剿灭土匪。民主联军进入东北初期，各地土匪蜂起。不同于过去东北的“胡子”，这些土匪是同国民党有联系的伪满军警残余分子和地主武装，群众称之为“中央胡子”，总数达10万人左右。经大力清剿，到1946年3月，南满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但北满仍有3万余人。6月12日，东北局发出剿匪工作指示，从主力部队中抽出部分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派往各工作区，与地方政权配合，发动群众，清剿土匪。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林、彭、罗、陈、高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以加强统一领导。随后，林彪离开五常，到达哈尔滨。
　　为总结东北10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东北局常委首先开会统一思想，修改和讨论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决议草案。7月3日，罗荣桓在常委会上指出，修改这一决议草案的依据是1945年12月28日中央发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常委思想统一后，东北局于7月上旬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会议前后和开会期间，罗荣桓找到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7月7日，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常委初步讨论过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我们所要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决议号召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决议确定了中共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为未来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带病关注战局 回国放弃疗养
　　1945年11月，罗荣桓带病从山东到达东北，一路舟车劳顿，肾病加重。1946年1月，病情恶化的他在沈阳经前日本陆军医院X光片检查，被医生诊断为肾癌，必须动手术。中央考虑到罗荣桓病情严重，为保证安全，主张他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治疗。平壤苏军总医院因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
　　2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他顾不上休息，不仅时时阅读电文，关注东北战争局势，还常接待来访干部，其中就包括老部下刘亚楼。刘亚楼于1939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苏军工作。1945年，他随苏军来到中国，化名王松，对外称“王少校”，实际上是东北民主联军与驻旅大苏军的联系人。刘亚楼听说罗荣桓在大连，高兴地来看望老领导，并且要求回来工作。罗荣桓考虑到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经过出国深造，正是东北需要的人才，便向东北局推荐，报中央批准后与苏联交涉，要回了刘亚楼，任命其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不负众望，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罗荣桓虽然未能参会，但密切关注战局。当时，关内停战已经实现，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停战也有实现的可能。早在1月6日，中共中央在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就指出：“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这封电报的意图是在停战前“寸土必争”，扩大东北解放区。罗荣桓反复考虑后，专门致信林彪：在争取和平的同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传统的运动战，反对拼命主义，克服大后方、大机关作风。3月15日，林彪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转报中央。东北局执行中央指示，于3月26日制定了作战部署：“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四平保卫战打响后，战况日益激烈，罗荣桓无心养病，于5月初离开大连回到东北局。
　　“七七决议”通过后，罗荣桓利用停战空隙去苏联治病，于8月上旬到达莫斯科。几天后，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经过4天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右肾。不料由于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冒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连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手术后，罗荣桓又住院一个多月，同病房的王稼祥给他当翻译，每天为他读报上的新闻。罗荣桓的刀口尚未完全愈合，便被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又转回莫斯科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
　　1947年3月，医院复查后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这时，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消息传来。一些苏联人把放弃延安看作是严重的事件，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受到影响，也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罗荣桓向苏联友人和中国学生耐心解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他再三强调，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
　　罗荣桓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他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还特别增添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情况，建议休养3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3小时。
　　同年5月下旬，罗荣桓回到哈尔滨。
　　推广诉苦运动 组建二线兵团
　　这一时期，林彪已带作战科、机要科等单位组成的前方总部搬到双城。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罗荣桓便到双城看望林彪。听林彪概括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罗荣桓随即开始工作。
　　罗荣桓频繁来往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将部队的政治、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
　　1947年夏季攻势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开展推广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活动。罗荣桓十分重视诉苦运动，认为这一做法丰富了部队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指明了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对部队政治教育具有开创性意义。
　　罗荣桓听取了第三纵队的详细汇报，要求政治部起草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他还指示《东北日报》撰写《部队教育的方向》社论，并于8月26日发表。经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9月2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各部队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等，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继诉苦运动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紧抓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央于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土地改革教育，《中国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1947年7月，东北局作出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部队或编成新的师。
　　1948年1月5日至7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7个军区的会议，讨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他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40个独立团，必须在1月底以前每团补足2500人，一个不能少……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126个。其中北满46个，热河50个，南满30个。第一期4月至7月，先完成70个；第二期8月至12月，再完成56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接着，他宣布了北满组建46个独立团和培训7200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1日，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再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达88个，22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在1947年8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15个独立师。此外，还有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团、3个骑兵师和1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共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105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164个团，37万人。为把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二线兵团的组建，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大军。
　　抓好军工生产 加强后勤建设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部队的发展，部队除靠战场缴获补充枪械弹药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各军区有许多军工生产点，但生产计划不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急需提高。为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争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生产。
　　东北局建议由伍修权抓此项工作。罗荣桓专门找伍修权谈话，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到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7个军工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1947年10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何长工被任命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罗荣桓同何长工谈话时，何长工建议动员当时尚未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让其帮忙培养工人，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十分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支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们所用。”
　　日本投降前，日军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广泛搜索和征集，找到了这些军事装备。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到重要作用。到1948年夏，东北解放区有大小军事工厂55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60毫米炮2000门，迫击炮弹50万发，山炮、野炮炮弹20万发，手榴弹150万枚，子弹1700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25万发。
　　1948年3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罗荣桓出席。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罗荣桓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制度和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设立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
　　在1948年3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作者 王宝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