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文化战线，将其视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制定了系统的文化政策。为贯彻党的文化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成功领导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文化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导向 加强大后方文化政治指导
　　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集中反映了抗日和民主的思想，在当时各种文化流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因此，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把广泛发展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视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头等重要性”，要“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以实现党对大后方文化运动的领导。为引导抗日文化运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中共加强了对大后方文化运动的政治指导，克服了政治高压环境下的种种困难。
　　在抗战任务上，要“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团结、培养、爱护文化干部，参加和发展国民教育”。
　　在发展抗战文化队伍上，“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该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同时要“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并切实研究“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与深入开展抗战文化运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就大后方的文化工作作出一些专门具体的指示。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原则和经验，为大后方文化人士在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指出了明确方向和正确道路，对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直接的思想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贯彻党的文化政策，加强和改善党对大后方的文化领导，发展抗战先进文化，批判妥协投降文化，反对文化专制，始终推动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周恩来结合大后方实际，提出较为系统的文化发展思路。他指出，在方向上，要“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在步骤上，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质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在方法上，“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
　　其次，南方局依托党组织的建设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文化政策到达各个层面并产生影响。南方局成立不久，即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并在成都、桂林、昆明、广州、香港等地党组织中成立了领导文化运动的专门组织或指派专人具体负责。此外，南方局还根据大后方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团体、进步力量强弱等情况，在文化团体中建立党支部或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在文化界的力量。如第三厅和文工会有中共特别支部，国际新闻通讯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等进步文化团体中有中共支部，即使是《大公报》《扫荡报》等政治态度中立或偏右的文化团体中也有中共党员或中共秘密支部。文化战线的中共党员以“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公开身份，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开展活动。
　　最后，从宣传着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坚决批判妥协投降文化和落后腐朽文化，扶正抗战文化发展方向。作为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战绩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就，在各个形势变化的重要时刻及时发表言论。同时，坚决批判和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发起拒检、拒审运动，迫使国民党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坚决、有力地鞭挞和批判妥协投降文化、错误文艺主张等危害抗战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思想文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对大后方文化的政治领导，使大后方人民逐步了解和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理论和主张，使大后方涌现出一股文化创造的新风，并沿着为抗日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前进。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 发展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力量
　　中共中央南方局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正确处理与党外文化工作者的关系，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士、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首先，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与广大文化工作者建立较融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如果把党的思想“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必须“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即使在政治突变之时，也应该做到对文艺界朋友“推诚相见，绝不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他总是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与他接触的知识分子，耐心细致地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他人。在文化界朋友患难之际或危急时刻，南方局和周恩来更是挺身而出，尽力保护和关心他们。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政治形势骤然逆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周恩来不顾自身安危，亲自抓保护文化界朋友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南方局精心组织和帮助了大批文化人士向延安、昆明、桂林、香港等地安全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在港文化人士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境地，南方局指示中共香港工委、八办香港办事处周密组织营救这些文化人士的工作，并在他们撤退至内地和大后方途中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茅盾曾称此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在文化人士生活和工作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南方局也总是尽力予以真诚关心和帮助。
　　其次，注重做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文化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深度发展。积极争取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上层文化要人，对其开展抗战进步思想宣传。重视同民盟等民主党派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领导云南、川康、广西的党组织，同民盟地方支部紧密合作，在大学和文化界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开展工作。一些共产党员还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建立和发展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斗争的文化统一战线。同桂系、粤系、川康等地方实力派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发展文化工作。在广西，中共党组织和进步文化人士紧密合作，把桂林建成抗战进步文化城；在广东，通过对张发奎、余汉谋等粤系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促使广东省委编辑出版《新华南》，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西南，争取到龙云、刘文辉等人对民主运动的支持，为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恢复、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通过利用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并推动成立民间文化团体，开展抗战进步文化宣传，培养文化人才。早在长江局时期，中共就派出大量党员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们在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局成立后，推动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青年科技人员协会、新音乐社、中国木刻研究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民主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协等进步文化团体；帮助和支持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安排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进入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把文化的统一战线扩大到国民党的文化团体中，开辟了抗战进步文化工作的新阵地。由此，在重庆形成了由第三厅、文协、青科协、剧协、木协等团体共同组成的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在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活动，极大推动了重庆抗战进步文化的发展。此外，南方局派出的党员还在南洋、欧美等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集中的地方建立了多种民间文化团体，公开合法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化活动。这些遍布各地的民间文化团体的建立，构成了广泛的民族民主文化统一战线，成为中共文化思想战线上得力的助手和同盟军。
　　以抗日和民主为主题 掀起进步文化运动浪潮
　　抗战时期，在南方局领导下，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围绕抗战与民主两大主题，运用文化武器，为抗日救国呐喊，为民族解放呼号。他们不仅创作了大批文化精品，还开辟了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为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围剿”和文化封锁，南方局决定以戏剧演出作为斗争突破口。在阳翰笙、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华剧艺社迅速组建起来，并以陈白尘《大地回春》话剧的公演拉开重庆“雾季公演”大幕，使沉寂的山城逐渐活跃起来。随后，郭沫若为反抗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力量高压迫害创作的话剧《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并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缺口。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得到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同时，周恩来还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等，冲破文化高压。其中最隆重的是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战斗生活作了高度评价：“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南方局推动下，《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都出了纪念专刊，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界的第一次聚会，不仅显示了进步文化界的力量，也一扫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此后，周恩来还相继为茅盾、老舍、洪深、沈钧儒等举办寿辰庆祝会或创作纪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共与进步文化人士的亲密关系，增强了进步文化界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信心。
　　为继续推动抗战进步文化运动，争取民主、自由，1944年5月，文化界名流张申府、孙伏园等50余人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审查制度。9月，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章乃器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特别是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372人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由郭沫若起草的《对时局进言》，响应中共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被誉为文化界的“民主宣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达到高潮。1945年5月，在纪念文协七周年暨首届文艺节大会上，通过了要求保障人权，保障作家身体自由、写作自由等议案，并函请国民参政会提请政府切实保障。8月，重庆国讯书店冲破图书检查制度出版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随后，重庆16家大型杂志联合发表“拒检声明”。一时间，各报纷纷载文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形成声势浩大、全国规模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国民党当局最终于10月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文化界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和团结抗日文化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大后方文化界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通过艰苦奋斗和辛勤工作创作了一批影响深远、名垂青史的文艺作品，成就了一批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呈现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景象——
　　以戏剧、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竞相绽放。戏剧方面，创作演出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雷电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戏剧春秋》《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批具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四届“雾季公演”演出进步话剧242台，被话剧界史家们称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文学方面，涌现出许多广为流传的名篇，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巴金的《还魂草》《寒夜》《火》，老舍的《火葬》，夏衍的《春寒》，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这些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剖析和圆熟的艺术技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突出位置。电影方面，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先后出品《孤城喋血》《中华儿女》《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等上百部影片，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此外，其他文艺领域的一批大家也活跃在大后方文化舞台上，如美术界的徐悲鸿、丰子恺、吕斯白、傅抱石，音乐界的马思聪、黄友葵、吴伯超、喻宜萱，舞蹈界的吴晓邦、戴爱莲，摄影界的毛松友等。他们在各自领域为抗日救亡创作了大量作品，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史学、哲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抗战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史为鉴、鼓舞抗战斗志的史学著作和学术研究成果，如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其中，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深得毛泽东赞誉：“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一时期的史学，内容丰富，精品众多，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对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哲学领域，不仅出现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一批重要著作，在渝的哲学专家还成立了西洋哲学著作编译委员会，对西方哲学名著进行系统翻译介绍。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等。此外，这一时期，在民主宪政、国际政治、政治理论方面也涌现出颇多著述。
　　物理、地理、动植物、气象等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突破。抗日战争激发了科学工作者的爱国热情，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许多成果达到了当时国际科学界的领先水平。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发表了《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著及多篇重要论文，进行了光谱学的实验，并培养出杨振宁、黄昆等优秀青年科学人才；竺可桢发表了近 40 篇文章，在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海洋学、冰川学、沙漠学及自然科学史等学科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化工专家侯德榜潜心研究新的制碱技术，突破盛行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维尔法”及“察安法”传统工艺，提出联合制碱法，开辟了世界制碱技术新纪元。此外，李四光、茅以升、周培源、严济慈等一批学术大家也在各自领域享誉中外，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文化思想理论指导下，南方局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以出色的文化统战工作，在大后方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这支文化大军教育并唤醒了大后方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团结和动员他们积极投身民主斗争。此外，大后方文化运动方向明确、方法灵活、成效显著，为繁荣大后方文化教育、保存文化精英和骨干力量、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 黎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