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营造了中国战略大后方，改善了全国生产力布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工业基础。

重庆解放初期，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重庆城区公安接管工作面临巨大困难。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工厂与商店处于瘫痪状态，大量人员失业，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国民党政府溃退时恶意放出的大批盗匪、死囚大肆破坏治安，帮会势力横行，散兵游勇遍布大街小巷，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广大群众生活在极端混乱和贫困之中。为结束这种状态，人民政府必须尽快完成对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接管，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1949年7月，西南服务团在南京组建。经过集中学习后，我和何奇等人跟随第二野战军一起南下。10月1日，我们从南京出发，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汉口，休息数日后，步行到湖南常德。在常德，我们开了大约一周的会，后经秀山、酉阳、彭水、武隆，于12月9日翻越白马山。10日，我们在白马镇乘坐木船到涪陵，次日又乘坐民生轮船公司客轮顺江而下，抵达忠县。

1949年，国民党为了在西南地区维持最后的血腥统治，对涪陵、武隆等地的地下党武装力量进行“清剿”。中共武隆地方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部署，全面开展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向辉旭跟随重庆籍民革先贤杨其昌活动，与贺龙共同经历北伐与革命低潮，并秘密支援贺龙红军，为红军部队送去大批军用物资，有力支持了红军在川黔地区的活动。

在解放大军中，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巴县中队。这支队伍一路西进，扎根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为解放和建设巴县作出重大贡献，在巴县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大陆的最后营垒，封建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经济建设封闭落后，人民群众生活穷困。西南解放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西南各级党组织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西南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开创了西南经济建设的历史新篇。

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西南地区在解放之初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政治上，大量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匪特破坏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社会上，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尤其猖獗，加之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然而，相对于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的是西南地区党内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的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如何成功应对复杂局势，经受住“进城”考验，是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面前最严峻的“考题”。

重庆城口县是红军之城，也是绿色之城。红色与绿色是城口的底色。 从2003年10月我第一次踏上城口的土地算起，迄今已经20年。20年中，我到城口的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了，那幅“人民好坐江山”的红军标语是我最重要的发现。每次到城口，我都离不开一个话题——红军历史文化与红军城的建设。为此，我参加过红军挥师城口70周年、80周年、90周年纪念活动。回首过往，探寻“人民好坐江山”红军标语就是我与城口联系的主线。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出发，决定调整国家工业布局，将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到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由此启动。这次工业上的调整，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次很大的机遇。作为三线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我对三线建设、对四川仪表厂有着很深的感情。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作出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促进和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用正确党史观全面、科学地认识这段历史，对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程”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川东地下党组织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决定在川东地区组织武装起义。 1947年春，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萧泽宽通知荣昌党组织负责人周平、何君辉到重庆，向他们传达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在荣昌开展武装斗争，策应华蓥山起义，以分散国民党进攻华蓥山起义部队的兵力。

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红三军自1932年夏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后转战两年，在最为艰难的时期，抵达酉阳南腰界并落脚。以南腰界为驻地，红三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川黔边根据地建设，由低谷重新发展壮大。随着红三军的发展壮大，以南腰界为指挥中心的川黔边苏区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可靠目的地。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举行的具有标志性的会师大会，昭示着南腰界成为红二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出发地。

抗战前，重庆没有专卖邮票的商店，也很少有人集邮。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为集邮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邮人增多，集邮风气日盛，印制了各种纪念邮票。在此期间，重庆邮商开办邮社30多家，重庆邮票研究会成立，集邮书刊得以发行。一大批集邮家开办邮社，组织邮会，创办邮刊，传播邮讯，交流邮识，研究邮学，互通邮品。邮人、邮品、邮商、邮会、邮刊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抗战时期重庆集邮的繁荣局面。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用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抗日烽火中，会聚于重庆的文艺界人士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以此振奋抗日军民的信心和士气。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进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后，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疯狂推行“戡乱救国”政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血腥屠杀。同时实行“以军管政”。从1948年起，地方政府首脑一律委派军人执政，进行军事管制。

1934年10月，红三军各部与红六军团各部分别在贵州沿河县水田坝及铅厂坝、印江县木黄、松桃县石梁等地局部性会师，最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今属重庆）完成两军整体大会师[1]。两军团的胜利会师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两军团能够胜利会师，主要是由共同的奋斗目标、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等多重条件综合促成的。

重庆酉阳，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大会的举办地。从会师到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二、六军团在战斗中由不同地区、不同作战风格、不同管理习惯结为一支团结的队伍，是经受住考验的。贺龙曾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团结的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1934年10月15日，红三军贺炳炎率领的独立团在沿河县水田坝与西征探路的红六军团李达先头部队相遇，随后与李达所率部队于沿河县铅厂坝会合。23日，廖汉生、钟炳然率红三军9师与红六军团郭鹏、彭栋材领导的50团于江口县苗王坡会合。24日，红三军部分主力、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于印江木黄会合。基于敌情等风险的综合考虑，双方红军在松桃石梁短暂休整后，于26日顺利到达酉阳南腰界，并于27日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的贺电，以及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组成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的命令。同时，大会实现了部分游击队员的整编，进一步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

重庆黔江水车坪海拔1200余米的山顶广场边，挺立着一棵苍劲斑驳的皂角树，当地人称其为“红军树”。清代至民国时期，这里是湘鄂川黔边地区有名的骡马市场，贺龙曾四次造访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