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党中央在全国各地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划制度，相继建立了包括西南区在内的六个大行政区，并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实施对各大区的行政领导。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重庆举行，标志着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入驻重庆，全面领导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和重庆市的工作。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其目的就是希望全党同志通过学习，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廖志高1913年5月生于四川省冕宁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央直属支队（代号为“昆明纵队”）政治部主任，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过西康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在四川、重庆、福建乃至全国党史上都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

李家俊，四川省万源县固军坝厚坪村人，生于1903年，家境殷实。他是一个追求光明、立志变革的热血青年，学生时代就主张女孩上学。他不顾父母反对，偷偷把四个妹妹先后送到县女子学校读书；他背着父母，以兄长的名义退掉了大妹被包办的婚姻；因反对包办婚姻，他在结婚前夜摸黑逃出家乡，远走外省读书，最终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

　　在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和街社区入口处，有一面大型的党史文化墙，上面三面红旗迎风招展，“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1926年1月，冉钧、周贡植等革命先驱在人和街重庆中法学校成立了重庆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重庆支部。

　　1925年5月，冉钧自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成归国，到上海接受中共中央让他回川建党的重任。6月初，冉钧回到重庆，在杨闇公、吴玉章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冉钧协助吴玉章创办了重庆中法大学，并在该校建立了重庆最早的基层党支部，从而奠定了党在四川发展的基础。

　　在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赋予成渝地区的重大责任和重要使命，是成渝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川渝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两地的情缘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自古以来，四川和重庆合称“巴蜀”，两地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巴蜀文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这个久居中国内陆的山城，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向世界展开了双臂。如今，众多知名外资企业逐鹿重庆。重庆走出了一条以外资带动经济发展，又以发展促进外资引进的内陆城市开放发展之路……

重庆地处长江大动脉的上游，云南、贵州、四川3省的交界点 ，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结合部。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进一步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同时解决四川省太大、人口过多、不便管理和三峡库区移民等问题，中央开始着手考虑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重庆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八项行动计划”，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重庆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当前，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面貌持续向上，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社会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总体完成，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随着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的成功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重庆率先在国（营）合（作社）商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试点，为探索流通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有益尝试，获得国务院体改委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作为全国第一批、全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庆铃集团，在困境中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在发展中壮大自己。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庆铃。2008年7月1日，国家开始强制实施国Ⅲ排放标准。当大多数汽车生产厂家还在为商用车低成本优势无以为继忧虑时，7月8日，五十铃新型中型商用车700P在庆铃公司下线！庆铃至此实现了轻、中、重的全系列覆盖。更值得庆幸的是“众铃相争”的混乱局面最终结束——出席上市活动的日本五十铃亚太地区以及北美市场的负责人里见俊一表示，庆铃是五十铃在中国唯一的合作伙伴。庆铃，借力改革开放，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破茧成蝶跻身我国汽车制造业翘楚，成为国际汽车业巨头战略扩张的优质合作伙伴。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缓和，中国的军工企业面对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等困境，开始了在和平环境下发展民品的探索之路。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时期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拥有数量众多的军工企业，嘉陵机器厂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兵工厂之一。嘉陵机器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75年清政府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是中国近代军工史上最早的枪弹厂之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8年内迁重庆双碑嘉陵江畔。1949年重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工厂，使这个在战争中近乎瘫痪的兵工厂重获新生。在生产、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五六十年代，嘉陵厂成功研制出枪弹壳“以钢代铜”的新技术，在世界军工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1978 年，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嘉陵机器厂积极探索军转民道路，并率先开启对外合作之门。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今湖北襄阳），西抵重庆，全长916公里。它的东端与汉丹铁路、焦枝铁路衔接，中段经阳安铁路与宝成铁路相通，西端与成渝、川黔两条铁路及长江相连。襄渝铁路是我国东西走向继陇海铁路后又一条交通干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局势，防备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将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三线建设历时3个五年计划，在以西南和西北为主的广袤三线地区，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重庆作为当时规划的常规兵器工业和船舶工业基地，迎来了当代历史上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内外交往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