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邓颖超来到山城重庆，一待就是数年。在这里，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她，为抗战事业呕心沥血，带领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同志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为深切怀念邓颖超，本文特节选《我们的邓大姐》一书中部分段落重新刊出，讲述重庆时期与邓颖超有过接触和交往的老同志、老报人眼中的邓大姐。

2023年10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年度藏品鉴定评级工作会。会议期间，文物鉴定专家对藏品“1949年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书”的来历产生了疑问，同时认为该“血书”可能并非用鲜血所写，要求红岩博物馆进行考证。会后，笔者联系并走访了相关当事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严谨考证，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熊瑾玎，别名楚雄，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五美乡（今长沙县江背镇）。熊瑾玎少时贫苦，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不幸被捕入狱，四年后被营救出狱。1938年1月出任《新华日报》总经理，1946年赴晋绥日报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73年1月逝世。著有《徐特立老爷爷的故事》《革命老人徐特立》《熊瑾玎诗草》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展开。一方面，国民党随时监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共在国内外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国民党长期对中共的封锁与诋毁，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十分狭隘、充满偏见。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战时首都重庆丰富的国际资源开展国际宣传活动，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红岩博物馆）的史料中，记录着一位特别的人物，她是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总务处处长杜唱初的夫人郑英，人们都称她为“杜太太”。周恩来、邓颖超把她当自己人，向她交代任务，但是在社会活动中，她的公开身份却是一个和共产党接近、从事妇女运动的自由职业者和国民党高官的太太。

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的领导既有路线方针的全局把握，也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更有身体力行的实践推动，为南方局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8年5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分馆成立。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重庆分馆转为总馆，存续时间近5个月，在《新华日报》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目前，关于《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的记述散见于相关人员回忆文章等史料中。这些资料简要记述分馆成立时间、印刷和发行情况，普遍存在描述创立时间不清、机构名称不明、开展工作不全面等问题。本文结合相关报人回忆、《新华日报》记载、档案材料等，着重梳理重庆分馆发展脉络，探讨分馆对重庆树立中共持久抗战旗帜所起的重要作用。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逐渐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罗世文、张露萍、盛超群、杨汉秀等红岩英烈也曾因种种原因到过延安，并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战斗。延安宝塔山是他们的精神灯塔，成为他们革命斗争历程中的精神支撑。

韩子重（1922-1949），曾用名韩谦，重庆长寿人。1938年初，韩子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晋东南前线作战并担任战地记者。1940年，他经组织安排回川，先后以阆中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尉、国民党四川军管区少校、成都列武中学军训教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军队策反工作。1948年，韩子重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从事军运、策反工作，后打入南充罗广文部任中校营长。同年9月，他赴香港参加中共举办的党训班学习，10月回成都后在师管区任营长，准备武装起义。1949年1月24日，韩子重在成都被捕，后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同年11月27日牺牲。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邓颖超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令人称道的是，邓颖超始终严格遵守党的廉洁纪律，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曾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邓颖超的高风亮节，在她对待礼品的观念上得到了生动展示。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对于重庆的党史工作者，她更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身上凝聚了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这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是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梁隆泰、赖贤的第三个儿子。我的童年是在八路军办事处托儿所度过的。在托儿所中，我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大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事多少有些记忆。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戈宝权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笔为戈，精准翻译国际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时事文章，广泛结交国内外文化新闻界人士，圆满完成南方局秘密党员的特殊使命。烽火岁月中，戈宝权与周恩来建立了同志兼师友般的深厚友谊，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非常重视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工作。她于1964年、1979年和1981年，对妇运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分别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并于1989年为《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作序。她的讲话和序言对今天的妇运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重庆市档案馆的档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输送委员会第二次接运千名难童由渝步行来蓉办法大纲》，记录了抗战时期保育院儿童的一段迁徙经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积极会见和拜访驻华使节、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等。毛泽东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视角、平易近人的风姿给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立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

　　正当适宜的礼品馈赠，是人际交往中表达情意、增进彼此情感的一种形式。重庆谈判期间，为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广泛接触中外各界人士，多次赠送形式不一的礼物。毛泽东“送礼”，不在乎名贵和形式，而注重于表达心意和实用价值，从侧面展示了一代伟人的人格魅力。

　　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300多名革命志士，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残酷的刑讯折磨，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诱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谱写了一曲高亢的生命壮歌。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红岩英烈形成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已无法准确考证，但从他们遗留的诗文中，可感悟到信念的力量。

　　1934年至1935年，徐悲鸿、梅兰芳先后赴苏联，其画展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中苏两国已经恢复外交关系，双方文化交往正在逐步增加。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联合徐悲鸿及一些留苏文化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孙科当选为会长，时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当选为名誉会长。